刑事法官诉讼角色的再考察——以审辩冲突为中心

审辩关系作为对抗式刑事诉讼中的非典型性概念,现于当下我国亚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冲突性的非对称关系。表面上,其肇因于辩方诉讼内的程序性与证据性辩护以及诉讼外的舆论性辩护三种辩护形式。本质上,其源始于裁判者在诉讼目的与庭审功能上的事实中心域立场。结果上,其导致了程序规范的惯习失灵与裁判权威的最终失却。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法官亟需在日渐朝向对抗式的改革话语中承担起全新的制度角色:立足于以裁判者为中心的审辩关系重构,刑事法官不仅需要完成整体上从权力集约型向权力分享型法官的职权转换,还需在相应的诉讼禁止与诉讼许可、程序控制与程序引导以及程序制裁与程序救济的单向性转换中实现其真正的个体认同与价值肯受。     

法官驱逐律师制度刍议

法官握有诉讼指挥权和法庭警察权,在维护庭审秩序、推进审判流程、监督诉讼行为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但须遵循谦抑原则、目的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我国法官因为驱逐律师过于频繁而饱受非议,其中既有法官和律师自身的原因,法律的不完善和法治的不成熟亦责无旁贷。在强调司法权威的同时,还应努力创建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密切合作的工作关系,合理重构法官驱逐律师制度。     

红火黄金周“盛况”之下几多反思

新华网2012年10月7日刊登记者张丽娜的评论文章指出，这个“最长黄金周”留下了太多难忘镜头。人们体验家人团聚、亲近自然、品尝美食的同时，也遭遇拥堵、滞留等各种“圆”况，种种苦忧夹杂的出游遭遇和尴尬表情引发无数感慨和议论。红红火火的黄金周，“盛况”之下诸多问题耐入深思。     

革命的窄门

世界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革命的门是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这道门走,谁就会坠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革命还是造反?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到"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阿Q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     

牟宗三“圆善论”之大境域实践信息阐释

牟宗三先生建构“圆善论”，其初衷是融贯超越理性与现实实践，为道德人生置基，弘扬传统，汇通中西。然而，他高标“智·的直觉”（“无限智心”），用“诡谲相即”的玄学方法冥合体用显微有无德福，实质上，是在“一切即一”与“一即一切”之间做了“当下即是”的等量代换，从而，剥离了传统融通性智慧以非逻辑的形式所包裹着的实践理性精粹，最终必然导致“一切即一切”、非德即是德的荒谬结论。走出形而上学的理论怪圈，诉诸于大境域实践中诸现实因素信息倍增式的超循环互动，用既具有综合现实的厚度，又具有大时空系统延展力度的信息理性取代形上理性，用信息化的“即”取代“诡谲”的“即”，实践与理性、德与福等的融会才有现实的可能。     

岂有文章惊海外:辛亥革命前后宋育仁与西方人的交往

宋育仁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并不仅限于出使欧洲之时,《澄斋日记》等史料中记录了宋育仁辛亥革命前后(1910—1914)在北京与西方人的交往事迹。例如,宋育仁在北京世界教育会对中外人士演讲,以及与安德烈·铎尔孟的学术交往,都是既往研究所没有提到过的。对这些事迹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宽宋育仁研究的视角,使我们站在更新的高度理解宋育仁及其时代。     

朱明勇:每一个律师都要有“工匠思维”

正朱明勇说,律师这个行业有很多困难。尤其做刑辩律师,没有理念的东西,完全支撑不下来。这种理念,就是你对公平、正义、法治的信念死磕派、技术派、学院派、勾兑派、形式派、艺术派等被人提及的时候,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刑事辩护律师,尤其是一些在互联网上活跃的律师。朱明勇认为这样的分类并不科学,不符合逻辑学分类要求。比如死磕派主要也是运     

刑辩律师的悲伤和勇气

正如副标题"一个律师的成长手记",《别在异乡哭泣》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法律人励志书。在当下刑辩律师执业生态恶化的大背景下,这本书不轻浮。不造作、不卖弄,对法科生乃至有志于刑事辩护的律师同仁,不啻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