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退出试点改革:模式、困境与对策

2015年我国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以来,33个试点县(市、区)在宅基地退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平罗经验""余江样板"与"义乌智慧"三种代表性模式。宅基地退出试点改革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如补偿资金缺口较大、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以及农民退地积极性不高等。完善"三权分置"框架下宅基地退出机制应是今后试点改革的重要任务。只有健全农民社会保障等配套体系,才能为宅基地退出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中的行为特征

我国农村土地因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租差异形成了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多元化特征,各类土地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必然会导致农民与集体选择不同的主体经营形式。就地域差异而论,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南海、湛江、上海等地农村集体土地多采用股份公司形式进行市场化经营;广大中、西部除少数城郊结合部和较为发达地区采用股份公司形式外,其他多采用股份合作社形式。虽然土地股份制改革各类数据激增,但仍需直面客观因素影响下的行为特征:出资比例低、出资额度小;农民偏好选择土地出租,不愿选择土地权利入股;入股者多寻求"保底",要求确保土地的最低收益并通过实物或货币方式支付;股份制改革实践中的集体性违法在全国已成常态。     

土改后至高级社前的乡村地权变化——基于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的考察

有关土改以后至高级社前乡村地权变化连贯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对土改后地权变化传统的认识是,土改以后土地自由买卖,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的程度与村庄组织起来的好坏存在对应关系。吴村土改以后,出现了较多的土地买卖,这也可能导致地权集中。但吴村地权分配吉尼系数统计结果显示,村庄的地权分配趋于平均化。究其原因,土改后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动模式均发生变化,农户分家对地权分散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土改”：意外的落差

部分专家学者和媒体对地权改革的预期与实际结果有这么大的落差，实属意料之外。     

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纠偏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这样，不仅及时纠正了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福建土地改革的特色

福建土地改革以前,占全省农村总人口5.8%的地主、富农,以各种形式直接间接地占有61.3%的田地（包括公轮田）;而占农村人口90.8%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共只占有38.7%的田地。解放后,福建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节。     

丹阳土改漫记

丹阳是江南古城,沪宁铁路和南杭大运河贯穿境内。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同日,丹阳全境解放。解放前的丹阳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等残酷掠夺、压榨下,过着极其贫困的     

60年，知识分子舞台越来越广阔

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4．2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家作主的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新生共和国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方人大缘何1979年方才设立常委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即召开,地方人大缘何在1979年方才设立常委会？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军事行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土地改革还没有彻底实现，普选的条件还不具备，没有立即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就需要在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上做文章，以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的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