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的关键问题

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属于污染环境罪的违法要素,对其认定应当按照法秩序统一性的逻辑进行,必须顾及前置法。行为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等形式转移、处置危险物质的,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对于本罪中排放、倾倒、处置等实行行为的判断,需要考虑刑法固有的违法性,且不能离开客观归责的法理。在行为人委托他人处置危险废物的场合,如果其不关心受托人的资质和实际经营情况,转移并任由受托人倾倒废物的,可以构成本罪共犯;但行为人因对方违约而拒绝将废物运回的,其犯罪故意可能被阻却。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与本罪的保护法益有关,将生态学的人类中心论理解为生态学的法益与人类中心的法益不相抵触;认为本罪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既可以是抽象危险犯也可以是侵害犯的主张,未必具有合理性,且实益极其有限。对于“外环境”的确认要在本罪保护法益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出现保护不力的局面。对于实务中确定严重污染环境时不当运用鉴定方法,导致损害被放大的问题,也应给予充分关注。     

浅谈看守所牢头狱霸的形成及对策

近年来,牢头狱霸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牢头狱霸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社会危害性,并提出了详细的防治对策。     

浅析我国农村畜牧业污染现状与防治对策

近年来,畜禽养殖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由于规划、管理和技术滞后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分析我国农村畜牧业污染的严重性出发,通过对现有法律体系、政策体系的分析,揭示出我国畜牧业污染防治中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借鉴国外其他国家畜牧业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和今后的努力方向,为我国畜牧业污染防治管理及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透视牢头狱霸现象的防治与打击

在全国,牢头狱霸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殴打致死的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针对云南“躲猫猫事件”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2009年4月16日,公安部专门召开会议。公安部已经作出决议,将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放在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上。要求各级公安部门要认真落实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有关指示精神,     

白领犯罪及防治策略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白领犯罪日益增多,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运行秩序,恶化了经济环境,造成了社会信用危机。针对白领犯罪,我国要根据犯罪形势发展,进一步完善立法,建立严密的防范体系,采取多种类、全方位的措施,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白领犯罪的发生。     

从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机理看病毒的防治

当前的计算机病毒具有种类多、欺骗性强、利用系统漏洞对机器进行攻击、病毒技术不断翻新等特点,其传播途径也由文件交叉感染发展到电子邮件传播和浏览网页以及文件下载感染。为了维护计算机系统的安全,应根据其传播机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病毒进行查杀。     

重庆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着力点

<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6年来,重庆自然生态本底进一步夯实、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城乡绿色发展进一步显现、绿色低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但是,重庆仍然面临着污染治理面广量大、生态修复任务重难度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尚需进一步提升等困难和挑战。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     

污染环境案件行刑衔接问题探究

我国污染环境案件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仍存在行政违法与环境犯罪界限模糊、案件移送程序不畅、证据转化规则模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乏力、案件信息无法有效共享等问题。应通过明确污染环境罪在刑法层面上的保护客体、完善案件移送程序、健全证据转化规则、强化检察监督效果、畅通案件信息共享渠道等方式探寻污染环境案件行刑衔接的完善路径。     

我国用人单位职场性骚扰防治义务问题研究——基于劳动争议案例的分析

职场是性骚扰的多发领域,职场性骚扰在侵权主体、侵权客体、侵权行为方面都具有不同于一般性骚扰的特点,有必要进行单独的法律规制,这也符合一般国际实践。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第2款确定了用人单位有防止劳动者受到性骚扰的义务,用人单位职场性骚扰防治义务的落实正是解决职场性骚扰问题的重要一环。但我国现有立法存在过于原则化的问题,反映至司法实践则表现为审判结果的随意性,既无立法指引又未形成“经验道路”,这不利于用人单位职场性骚扰防治义务的实现及对相关主体的保护。因此,有必要从性骚扰受害者、性骚扰施害者以及用人单位三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出发,完善我国关于用人单位职场性骚扰防治义务问题的法律规制。     

国家亲权视域下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治

未成年人涉及网络犯罪除传统的朋辈、价值观影响外,存在网络空间社会、国家的“制度隙地”,致使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家庭监管失灵、未成年人失助以及罪错未成年人普遍化防治困难。因此,有必要厘定国家亲权理论的制度建构,国家需要在制度建设、源头打击、强制干预、教育辅助等多方面对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进行介入,担负起未成年人涉网络防治问题的“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