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好事业单位改革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时代问卷

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以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从创新制度保障入手,着力破解事业单位党建难题,让加强党的建设与事业单位改革同频共振、同步推进,确保事业单位改革中党的建设得到加强。截至目前,市直机关专职党务干部配备率由不足60%上升到100%,班子成员年龄、学历、班子结构实现"一降一升一优化",建立健全事业单位党组织200多个,设立党委的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纪委,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行政负责人"一肩挑"达90%以上。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社区矫正中心的功能定位与运作模式研究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国建成社区矫正中心2795个,占全国县建制数的97.8%。截至2018年底,浙江省协调落实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975万元,全省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基本完成。司法部推动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的初衷是从加强场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的。在《社区矫正法》未出台、社区矫正机构尚不明确的情势下,绝大多数司法行政机关把社区矫正中心作为一个工作平台或矫正场所。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其历史逻辑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为着力点的宏观调控面临新挑战,制约经济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历史性变化,宏观调控因而需以供给侧为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是:立足需求侧的总量平衡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是实现结构平衡的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的做法与供给学派存在本质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打通制度梗阻,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供准确制度激励,同时以完善和保护产权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确保重庆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论地方事务设定的合法性要件

针对地方事务的初次分配(设定),长期由国务院等中央行政机关负责的实践传统不能取代有限制性规定的现行法律。按照这些合法性要件,在设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经授权的国务院有权设定地方事务。同时,为适应综合治理的需求,1985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授权决定应及时增补其他领域。在规范形式上,只有宪法、法律与依行政法规程序制定的暂行规定或条例可以胜任;并且要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为主体,提高人大立法的比重,控制授权立法。在制修程序上,代表团得充分行使提案权,为地方事务的设定发声;“中央和地方协商办事”的治理原则须转化为法定程序,以便地方意见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