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     

大部制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初探——以某沿海城市为例

大部制改革的本质是解决“三权”的合理划分与相对分离。大部制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满足需要、总体统筹、系统整合、制约协调、总揽分别的原则;既要体现与中央大部制改革的对应性又要体现自身特色,从国家权力结构划分层面予以推进。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仍然存在着机构林立、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推诿挚肘等问题,势必会减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影响地方政府服务水平。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在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科学合理地设计地方机构改革方案,并加以有效地组织实施。本文以某沿海城市为例,在分析其机构设置现状的基础上,按照大部制的理念设计了其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以期对即将展开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思路借鉴。     

走向科学发展:中国发展观的演进与建构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基本属于政府推动型。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前,中国没有明确提出过“发展观”这个概念,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发展没有发展观的指导,因为发展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国家政府有意识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其他政府行为中都体现着发展观。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民本思想探微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给予政府信息公开以强制性的规定,并作出了严格的制度安排。浏览其中条款处处彰显民本行政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法为民所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信为民所取、责为民所负五个方面,本文从以上方面入手探索其精神实质。     

香港特区政府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的关系分析

在不同历史阶段,香港地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两者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特点.作为"现时态".在公共服务领域,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四重关系:以强制性命令一服从为主要特点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平等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合同规范权利义务的行政契约关系和以非强制性鼓励为特征的行政指导关系.     

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通过对政府本身利益的分析,论文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各个行政主体间由于利益不协调的一些表现,通过博弈论分析了利益不协调的原因,进而提出通过改革区域财税体制、改革区域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区域政绩评价考核机制、建立跨区域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基本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要增强政府回应性.增强政府回应性,要求建构有效的、完备的政府回应机制,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的基本维度包括:不断拓展回应领域,不断更新回应方式,不断优化回应流程.     

日本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推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同时也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行政主导向法治主导转换,由单一管制手段向多种手段并用转换,由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换,而在这些方面邻国日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在阐述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各部门间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探讨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仍然是简政放权

加强政府机构改革,核心是重新定位、规划政府职能及其关系,明确区分那些是可以不做,那些是不能做的公开事务,目的是优化官僚体制,促进官僚结构的扁平化,充分发挥官僚体制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