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减权与反向数字鸿沟——城乡比较视角下的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现状研究

本文基于在北京、广东等全国十个省市的城乡地区开展的针对7～18岁未成年人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对城乡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老师的深度访谈,考察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监管、功能开发等方面的异同,以及互联网对城乡未成年人的赋权情况。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城市未成年人触网早,农村未成年人上网时间长;对网络深度依赖,使用存在泛娱乐化倾向,未成年人更倾向于获取视频类内容,城市未成年人更热衷长视频,农村未成年人青睐短视频;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存在缺位,农村未成年人青少年模式使用率低;网络安全问题凸显,农村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问题更普遍。在此基础上,从信息赋权、行动赋权与关系赋权三个维度考察互联网对于城乡未成年人的影响,发现互联网对农村未成年人的赋权效果有限,存在“减权”现象,并由此发现“反向数字鸿沟”问题。最后,从内生动力和外部推力两个维度,探讨学校、家庭、社会如何合力探索一套“内外共作”机制,帮助农村未成年人跨越“反向数字鸿沟”。     

返乡青年回嵌乡镇：双重理性、城乡推拉力与生产重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返乡青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主体。在全球经济低迷、国际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返乡青年回嵌乡镇具有重要的意义。返乡青年回嵌乡镇面临生产方式重构的挑战,并在重构过程中受到城市、乡士、个体和政府等四种力量的影响。返乡青年选择回嵌乡镇是基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受城市推力和乡村拉力的双重影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青年能回嵌乡镇离不开多方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政策可以根据返乡青年群体的不同诉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一是为有想法和有专业能力的返乡青年提供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平台,培养其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二是识别出被动的返乡青年,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潜能激发以及参与动机提升等服务为其积极赋能;三是改善乡村创业就业的条件、政策和环境,提供公开透明的平台助力返乡青年实现专业价值;四是乡镇政府在环境改造、市场建设当中要考虑乡土文化规范、农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探索适合乡镇发展的市场运作方式,增进乡镇的市场活跃度。     

刍论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选择。各自为政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常态,存在协同乏力、治理内卷、资源浪费等弊端。提升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效能,需要通过发动公众参与、聚焦治理方式、构建互惠机制、创造议事条件等做法,着力打造一种有效的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确保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挥作用,应突出长效机制的构建。     

实施“五统联动”养老模式 打造“浙里康养”县域样板

2008年,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嘉善县老年公寓时,对嘉善提出了“要老有所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的工作要求。近年来,嘉善县委、县政府紧扣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双示范”建设,突出“城乡统筹、全域覆盖”,全面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幸福养老服务体系,打造“浙里康养”县域样板。     

一致还是冲突: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

城乡社区治理政策反映政府价值和公众价值互动衍生的结果,以文本的形式体现最终的价值选择,通过精确计算尽量平衡政策理性。通过对32份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以及131份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部门专项政策文本的历时性变迁的质性研究,发现城乡社区治理政策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在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中保持高度一致,在省级政策文本中却表现为区域内外之间的冲突。如何建立政策理性和价值选择之间的公共空间,以解决政策理性的瞄准偏差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政策需要着力弥补的。事实上,不仅可以从“智库之智”赋能纠偏、突显主导目标、运用技术赋权等路径解决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问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价值选择、平衡的政策理性等分类分层调节二者之间的张力,进而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和高质量目标。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晚清开埠通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受到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晚清开埠通商的经历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历史上的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可以发现：历史上具有开埠通商经历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更低,并且在替换核心变量的测度方式、排除个体特征异质性影响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开埠通商的经历影响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水平,进而是影响城乡收入差异的可能因素之一。     

艾司唑仑体内分布1例

<正>1案例1.1简要案情某男,68岁,有抑郁症病史2年,长期使用艾司唑仑。某日上午,其子陪该男去医院开了3盒艾司唑仑（共60片,每片1 mg）。11:00许其子送该男回到小区门口,30 min后其子联系不上该男,家中也没发现在医院开的药物。3 d后,在距离小区约500 m处的河内发现该男尸体,已轻度腐败,经尸表检查,未发现可疑中毒现象。行尸体解剖,同时提取心血（20 mL）、胃内容物（50 g）、尿液（15 mL）送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实质

在实施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与其他国家的乡村发展道路有共同之处更有本质区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已展现出独特的气质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坚持并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我国县域治理的对策探讨

以县域为核心的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依托,应遵循以促进乡村振兴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道路引领等原则。当前,我国县域治理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个方面还存在不足,应通过党建引领县域治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维护县域群众根本利益、完善县域治理体制机制、推进依法治县能力建设等举措,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