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决定:“剑”指城市违建

<正>近年来,乱搭乱建、超规划建设、无证私建、抢建种房、无所顾忌开发小产权房,显露出诸多城市违法建设的困扰,蚕食着城市化建设和发展步伐。近日,宜昌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查处城区违法建设行为的决定》,并对市政府关于城区防违控违工作情况展开审议监督,治理城区违法建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违法建筑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其治理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力。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宜昌城市     

拉美城市化过快发展的负面效应值得关注

拉美是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据联合国人居署2012年8月发布的《拉美城市发展报告》,在这一地区,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然而,拉美国家的城市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却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并最终危害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拉美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许多情况相似,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教训值得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引以为戒。     

浅谈“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三个代表”是江泽民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综合考察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探讨“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对于深刻、准确地掌握“三个代表”的本质内涵，自觉、坚定地实践“三个代表”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执政党的和谐文化建设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观念形态既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存在于政党生活的内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政党的伟大任务,如今面临新世纪的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交错融合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长期的执政党,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内和谐文化的建设.     

“农民”界定初探──由《当前中国农民中的犯罪》课题研究引发的思考

研究“当前中国农民中的犯罪”问题，必须科学地界定“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否则，问题的研究就难以深入、科学。本文通过对“农民”的传统认识的综合考察和对农民现状的具体分析，就“农民”的界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从而有助于统一对“农民”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课题的研究。     

社会主义图书发行企业的形象塑造

企业形象是工业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本世纪70年代初,企业文化起源并兴盛于日、美等工业化国家,企业形象即随之成为全球企业界日趋关注并投入探索性实践的热点。历史行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置身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现实之中的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界,理应在塑造企业形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发行企业文化方面有所建树,有所作为。一、企业形象的文化内涵形象是动态和静态的有机统一。所谓企业形象,则是指企业以其产品、服务和效益及其经营行为与过程,给外部社会和企业内部员工所形成的整体印象。社会主义图书发行企业形象的文化内涵具有理论和实践要素两个深浅不同的层次。(一)社会主义图书发行企业形象的文化属性1、现代管理文化的借鉴。企业形象是企     

世博会与城市精神的提升

城市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高度集中、高度发达、高度协调的重要载体，城市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列宁有言：“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正处于人类社会飞速推进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化是本次世博会举办的重要社会背景，也是这届世博会所要深入探讨的主题。     

论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支撑、促进、引领、推动近代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实践的生命之根。其时代性与历史性形成了有机统一,成为表现出众多要素的复合体。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源型的,这就决定了现代化探索的曲折与艰辛。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历练和积淀,形成了其特有的时代内涵和当代价值意蕴,并成为中国现代化之路最终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档案袋评价:领导干部道德评价的有效手段

档案袋评价指的是通过反思和合作等方式,系统而持续地收集一定对象一段时间内的道德信息加以评价,它具有客观性、反思性、合作性等特点。将档案袋评价引入领导干部的道德评价,能真实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道德发展状况,切实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开展领导干部的档案袋评价,要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和评价文化四个方面着手。     

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践内涵和动态意义

行政执法责任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创新的行政法律制度.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产生于客观实际的需要,源于我国地方行政执法实践,它是实施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作为规范和促进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全新措施,对于改革中国现行行政管理模式和完善现阶段的行政执法机制,推动和实现各级政府机关依法行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