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     

融入与发展:网络媒介素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互联网在当今社会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网络媒介素养对于农民工提升个人能力和幸福感、保障自身知情权和话语权以及更好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媒介化的社会景观中,农民工因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直接影响个人能力提升和发展,进而影响其融入城市以及城镇化进程。为此,应从网络设施普及和建设、企业教育培养、媒介宣传等方面提升农民工的网络媒介素养,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而实现"市民化"目标,并在城市的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基于城市建设的犯罪预防与居民安全感研究——以厦门市新阳街道为例

为建设具有安全感且和谐有序的智慧型城市,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进行彻底的基础信息大排查,突出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的管控,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发动民众力量,增配巡逻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构建安全感城市的犯罪预防机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在遵循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机会、降低被害风险这三个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应合理规划城市,综合治理空间盲区,高效运用互联网,创新社区警务,加强警民合作,创建安全社区。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堕距的生成与弥合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出现了错位、延迟或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多重堕距的复杂现象。分析可知,这一多重堕距现象在城市治理的多个维度有所展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多重堕距的生成与理念渗透缓慢、政府定位模糊、结构安排失衡以及利益协调不畅等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应以变革治理理念、落实规范治理为基础,进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调整城市治理结构以及融合协商民主资源等。如此,才会尽可能弥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堕距,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     

青白江区“清白文化”特色品牌塑造与推广研究

清白文化是青白江区独特的廉政文化资源,应充分挖掘,塑造并推广这一特色文化品牌。文章立足青白江区"十三五"规划,从清白文化的内涵、历史传承、赵抃与青白江区的历史渊源入手,分析清白文化在青白江区"十三五"规划中塑造特色城市文化品牌的价值认识、良好基础和重要意义,提出"十三五"期间塑造和推广"清白文化"特色品牌的对策建议。     

贵州基本建设考古问题思考

正一、基本建设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一些地方政府及管理部门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少数地方在部署基本建设项目时,根本不谈文物保护问题。在我省贵州,针对城镇改造、房屋开发、工业园区等招商项目,政府往往会出面进行协调,指示土地、城建、规划等相关部门简化手续,为城市建设和外商投资开设绿色通道。政府却极少主动提出文物调查和勘探,城镇建设和投资商征地施工时,多数建设项目考古工作     

打造城市发展升级版:城市环境风险检视与超越

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特别关注并治理城市环境风险,它关系到生态城市建设推进的效果,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和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的活动又往往给城市带来环境风险,这正是城市发展的悖论和纠结所在。超越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悖论,既需要城市生态意识的启蒙与培育,也需要构建从单方支配到多元共治,从单一城市治理到多城市联合治理的城市生态治理模式与机制。     

论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

按照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六座城市是中国"超大城市",它们既是中国综合实力最为雄厚的六座城市,也是构建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国枢纽和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城市在经济总量上往往相当于中小型国家的经济规模,其市政组织架构完备、社会形态发育成熟、交通与通讯网络便捷、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且形成超越所在省市范围的经济辐射能力和资源集聚效应。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分别体现在城市对国际资源的"上行"争取能力、协同整合能力与区域分配能力上,并分别对应城市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和城市内部的府际协调三个问题,这也是决定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强弱和大小的三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