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市属本科高校的调研

三会一课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需要坚持、加强和创新。以上海市市属本科高校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影响三会一课成效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高校三会一课制度的成效受其制度、内容和形式三大因素的共同影响,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回归模型,其中制度因素对成效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     

一社一品升级社区服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摆到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位置。葫芦岛市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以制度建设为牵引,提升社区服务,创新管理机制,多个社区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称号。     

高校基层师生党支部协同育人研究

构建高校基层师生党支部协同育人机制,对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构建高校师生党支部协同育人机制必须坚持学生党支部与教工党支部协同、党内与党外协同、课内与课外协同、党建与业务协同、理论与实践协同的原则。通过加强师生党支部协同育人机制的顶层设计、作用发挥机制、考核机制、党支部书记育人能力提升机制,实现两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同向而行、同频共振的局面,对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党建工作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复工路上他们在守护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疫情凶险,但无数平凡的基层工作者,践行着心中的责任与担当,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医院、社区、铁道、公路、乡间,他们坚定地照亮每一位复工者前行的路。把医院变成温暖社区的民警“希望我们早日能摘掉口罩,欣赏樱花,一起迎来武汉的春天,中国的春天。”     

以标准化建设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近年来,义乌市委认真贯彻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出台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30条,实施“双融双创”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通过推进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商、基层共治、机制共抓,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调、t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组织共建,把管理力量下沉一线,一切工作到支部,提升基层政治领导力。实施街道社区体制改革,做强街道“龙头”,做实社区堡垒。一是街道减机构强职能。     

少一些命令,多一些商量

过去的2019年,备受诟病的文山会海精简瘦身,过多过滥的督查检查明显减少,跑偏走歪的痕迹管理大大收敛。以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作为突破口,各地、各级党组织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力促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取得了显著效果。应该正视的是,一些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依靠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推动工作,制定出台的不少政策举措脱离基层实际,违背群众意愿,不仅让广大基层干部在执行时进退两难,更招致广大群众吐槽抵制。     

“积分银行”调节村社治理

乡村治理长期缺乏抓手,不少村务活动无法开展,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2019年以来,重庆奉节在全县390个村(社区)建立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以文明实践积分为抓手,橇动基层治理,使得村容村貌更清爽、乡风民风更清纯、干群关系更和谐、社会治理更有效。“党员开会都不来,更别说普通群众”“现在农村变化很大,但一些传统美德也在渐渐遗失,群众不知足、不满意、不说实话的现象普遍,对村里的事情也不理不睬。有时候党支部开会,一些党员都喊不拢,更别说开村民大会喊普通群众了。”     

疫情重如山,守法放一边?防疫乱象暴露基层法治短板

毫无疑问,疫情防控是头等大事。然而,基层防控出现暴力执法、截留物资等一系列“违法防疫”“过头防疫”的乱象,也暴露了基层法治短板,让人警醒:疫情重如山,守法就可以放一边?违法防控乱象频现此次疫情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违法防”“过头防”现象让人印象深刻。—过头执法:挖、砸、捆,背离法治精神。以防疫名义打死宠物狗、强行挖断通村道路、冲进私家宅院打砸一家人娱乐的麻将桌、捆绑未戴口罩的群众……     

抗疫催生常态化基层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考出短板,也考出真章。在此次疫情中,各级各部门不仅动员了大量资源向基层聚集,更在基层施行不少新机制、新举措。这些新机制、新举措在抗疫一线已被证明管用、有效,不仅可为应对下一次突发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也可启发平时状态下的基层治理。有的好机制、好模式可以直接施用于常态化基层治理,因为疫情大考考出的部分短板就是日常治理中存在的缺漏;有的还须进一步提炼其价值、功能,使其能够转化为常态化治理要素。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筛选、沉淀部分宝贵经验,从中圈出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施用之策,以求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沉到底,底数清,有底气——基层呼唤“三底”干部

现在一些地方,路修宽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通讯便捷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却难了;干部学历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却低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干部不愿“沉”、不敢“沉”。一些干部觉得基层苦、嫌麻烦习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用电话、短信、微信群“遥控”指挥,不与群众见面。一些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不上话、与青年学生说不进话、与困难群众说不下话、被老同志顶回了话,不知如何做群众工作,总感觉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