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由观的双重向度及其现代性意义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自由观的双重向度,这双重向度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得到整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对自由的哲学界定内嵌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剖析。经由这一剖析,现代性自由观念的哲学向度和政治经济学向度之间的张力关系呈现出新的辩证逻辑,马克思自由观的现代性意义进而显现出来。一方面,它以哲学的向度揭示了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为现代性自由观念的自我革新奠定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它以政治经济学的向度揭示了资本与自由的辩证法,为在现代社会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探索了合理路径。     

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发展轨迹与基本启示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40年,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40年,也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40年。概括说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任务越繁重,越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越要坚持、改善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可谓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最为根本的经验。新时代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坚持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与党内民主的有机统一,着力强调增强管党治党的系统性、协同性、预见性、创造性、科学性、实效性,将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主线有机统一起来,着力改进党的建设模式与方式,不断提高党建质量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进展

青少年自杀不仅是个人的人生悲剧和家庭的不幸,更是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青少年自杀的基本现状、自杀模式、自杀危险因素、自杀防治模式等四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有效地进行青少年自杀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为迎接新中国60华诞,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9年9月17日在京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出版座谈会。     

中国近代“新人思想”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为了推翻旧的价值体系,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启蒙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基本架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1]启蒙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学学说,"新人"是维新派阐释启蒙思想的人学范式."新人"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新"上.新人学说建立在确立理性权威、重新阐发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根据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考量.维新派思想家的"新人"学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长江三峡库区发展游艇经济的可行性分析与基本构想——以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为例

一、游艇经济概念及其发展概况游艇经济是一个内涵很广的概念,指游艇生产制造、分配交换、经营管理、消费服务等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的总和,素有"蓝色经济"之美誉。具有活动的地方性、归属的私家性、消费的奢侈性、市场的高端性、经济的高回报性和产业的带动性等突出特点。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理性国家学说是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核心。黑格尔从自由意 志是法的本质及其自我运动出发,把国家看作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是主观意志与客观意志的有机统一的伦理性的整体。这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青年马克思正是从自由理性的立场出发,来评判具体的国家制度与具体的法律,斥责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与法律是对自由的扼杀,倡导个体与国家整体的有机统一。     

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价值,自由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而秩序与自由有机统一,则是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即在秩序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对自由的保障,则是社会实现和谐的根本保证。     

复杂性视域下阿马蒂亚·森发展观的多维审视

复杂性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被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广泛重视,它具有动态多变性、非线性、自组织性、非加和性、不可还原性等特征。阿马蒂亚·森在质疑以简单性思维为基础的传统发展观基础上,立足于开放社会的复杂系统,用复杂性思维去探索发展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能力发展观、自由发展观,超越了传统发展观的机械论、还原论等局限,对中国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弊端,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无裨益。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