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境外投资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推进湖南"走出去"战略,全面提高境外经济合作水平,使得湖南省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层次、区域等方面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不管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来看,湖南境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投资结构不理想、投资规模小、机制不活、技术水平低、人才缺乏等等问题。为此,发挥湖南后发优势,科学定位湖南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战略思路、战略重点、战略对策,对加快湖南境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本对境外企业境内股票发行与上市规则的演变及启示

日本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将外国企业在日本发行股票纳入证券法的规制范畴,对其信息披露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导致到日本上市的境外企业越来越少。为此,日本制定了英文披露制度,证券发行人在向日本发行证券前,应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有价证券申报书以及相关文件,经审批后方可发行股票。经过两次修改后的《金交法》,对外国企业承认、许可、资格三种说法并存,其繁琐的规制达到的实际效果尚存疑问。但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将股份分割、股份稀释方面信息披露的内容纳入招股说明书之中;二是要求企业在信息披露中注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实施情况;三是制定英文披露制度,并适时修订《暂行规定》,取消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须有中国股东的规定。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境外党建工作创新和思考

海外党建工作是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根本手段、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支柱、推动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重视海外市场发展,针对多年经营运作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制度规范不够、执行力度不够、活力时效不足等问题,认识到要为海外业务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必须坚持党对国企境外业务的领导,加强国企境外单位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规范党建工作顶层设计,注重党建任务执行落实。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远洋渔船境外报废处置工作的通知(农办渔〔2021〕1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各有关单位: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做好远洋渔船境外报废处置及后续有关工作,加强远洋渔船管理,规范远洋渔船境外报废处置行为,确保渔船真正在境外进行报废处置,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司法认定

境外存款既包括合法财产,也包括违法所得;隐瞒不报的时间界限应限定在司法机关立案前;行为人隐瞒境外存款拒不申报并不能说明其来源或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时可以数罪并罚。当行为人隐瞒不报的境外存款系贪污、受贿等犯罪所得时,应只构成贪污罪、受贿罪中的一罪。《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不属于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国家规定”。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所得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所得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从立法、行政等方面加以完善。     

新疆境外的三股分裂主义势力

策划制造新疆"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境外"三股势力",是指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代表这"三股势力"主要有三大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是最具危害性的"东突"恐怖组织之一。其宗旨是通过恐     

我国证券集体诉讼的制度创制与初步实践研究

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首单司法案件“康美药业案”也顺利结案。比较而言，境外证券集团诉讼本质上属于私人执法，尽管它具有一定公共性并在公共执法和私人执法的平衡调整过程中不断优化完善。而我国则在制度构建理念上，注重统筹发挥公和私的力量、主要以公的力量推动私利实现，有机混合了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同时注重借鉴境外证券集团诉讼实践优点并发挥我国资本市场独特优势，呈现出混合式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内涵及其特征。从“康美药业案”的执法实践来看，在执行定位、选案标准、案件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处理等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公共性特征，通过公共执法的私人化充分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避免了境外证券集团诉讼滥诉、律师费用暴增等弊端，体现了中国方案的优势。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规范因应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应具备实效性和长效性，立足于解决境外追赃实践难题，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但是，从境外追赃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实效性不足，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实践效果不佳，跨境资产返还中资产分享激励作用不明显。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资追踪难、识别难，我国国内法律制度和域外法治缺乏协调性以及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差异等是实践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化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适用力度，拓展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决的规范依据，建立健全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机制，以提升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效果。     

刑事境外证据“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中审查境外证据合法性的唯一准据法，据此确立的审查规则可称为“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该规则顺应了境外证据准据法模式的发展趋势，但不能呼应国家主权的“相对化”演变，也不能满足深化国际合作的需求，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对境外证据的“不审查”后果，有损刑事正当程序。刑事境外证据合法性审查规则的确立，应兼顾本国主权、他国主权、国际法义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项议题。在重塑我国“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时，应以实现对被告人平等保护为轴线，适度借鉴欧盟“统一可采标准”和“最低限度标准”中的合理元素，分层次、分阶段地实现相对本国法审查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