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商互动到儒商形成——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嬗变的文化解读

绵延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秩序构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基,其中位于四民等级之末的商人一直在大田谷作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皇权的高压之间浮沉,饱受各类抑商政策与文化的压迫和歧视,境遇相当悲惨。然而在宋明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开始了真正的勃兴,抑商观念开始松动。中国社会内在的渐变是传统社会后期商业大发展和商人地位显著提升的重要内在依据,而催生这种渐变的内在文化因素有三:其一是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富民、恤商思想得到了后世思想家们的深度阐发;其二是传统儒学逐渐向"治生"、"人伦日用"这些方向转型,最终实现了近代儒学对商业的包容;其三是商人阶层自身觉醒,有了自己的文化追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     

韩国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制度改革之成因及现状

至今为止韩国通过一次性司法考试选拔法曹人员,这种考试制度没有学历要求,无论是谁只要通过司法考试都可以成为法曹三家之一员,这种考试制度当然有其合理性.然而,21世纪是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新世纪的法曹人员既懂法律又懂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传统的通过一次性司法考试选拔法曹人员不能满足时代需求是韩国各界的共识.日本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之起步晚于韩国,但是,2004年起法科大学院开始正式运营.邻国的这一断然举措极大地影响了韩国改革法学教育与改革司法考试制度的决心,2005年,韩国通过法定化决定彻底改革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     

屠龙世家的命运

公元260年，即曹魏甘露五年，魏少帝曹髦不堪自身傀儡地位，对司马氏忍无可忍，决意讨伐权倾朝野的司马昭。他对身边的臣子王经、王沈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以待毙，尔等能从吾决一死战乎?这时雷电交加。风雨如磐。少帝曹髦亲率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宫中禁卫，口喊讨伐司马昭的口号，冒雨前进。     

孟子理想人格观刍议

生活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将士的精神与儒家的圣人理念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观。他从性善论的立场出发,指出“圣人与我同类”,作为其理想人格观的人性论基础。通过化约道与势的紧张,孟子的理想人格观最终落实为内圣与外王合一、士的精神与儒家圣人理念合一的“圣之时者”。     

孔子的家庭出身问题新探

长期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这是不妥的。孔子的家庭出身三代以上都是士,如果确定家庭出身原则上只上溯三代,那么孔子的家庭出身就并非“没落”;士在春秋以前属平民,所以孔子的家庭出身也不是“贵族”。孔子的家庭出身虽是士,但他是在农的家庭中长大,所以孔子的家庭出身又具有二重性。孔子的家庭出身是士,本人成分也是士,但二者有质的区别:其父的士是武士,孔子的士是儒士,儒士头衔是孔子自己努力得来的。     

企业营销文化的创新

企业营销文化是贯穿企业整个营销活动过程的一系列文化理念、指导思想以及与营销相适应的规范制度等的总称。 20世纪20年代后,企业营销观念和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企业被广泛推行。而我国对营销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还未引起一些企业的足够重视。由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生产什么、怎么营销都由政府决定,因而缺乏这方面的实例,只能借鉴欧美日本的成功经验。西方企业营销理论与方法从引进传播到推广应用,多数企业基本上是“照葫芦画     

青春奋战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2021年2月2日,新华社记者在锦州市拍下一张照片:一位女士深情凝视着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梁士英烈士的雕像。这位女士叫梁丹丹,是梁士英烈士的孙女,如今在锦州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做讲解员。从部队退伍后,她来到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在锦州陪着爷爷”,是她从小时候就产生的想法。     

试论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及其成因

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利玛窦与中国科学

晚明利玛窦将西方科学引介到中国,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利玛窦时代正是西方科学革命刚刚兴起的时代,中西科学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仍在同一起跑线上。利玛窦等一批耶稣会士孜孜不倦地向中国引介西方科学。     

天学帝王的奇异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懂天学且有史料证据的帝王,据我所知仅两人而已,一是清康熙帝,二是梁朝开国之君粱武帝萧衍。两人之学又有不同,康熙从欧洲耶稣会士那里学的基本上是今天被称为“天文学”的知识,而梁武帝所懂的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天学——天文星占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