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台湾（7）

1979美丽岛事件 1978年中坜事件后，台湾反对运动出现向社会扩散的现象。由于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知识水平提高，对政治上层逐渐形成冲击，带来分权的压力。与早年反对运动不同的是，此时反对者既非书生论政，亦非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结合政治、社会思想的行动者，通过群众运动要求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平等的参政地位．     

武昌首义终成功

接二连三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的民众反抗，天文数字的赔款，让清政府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危机四伏的清王朝，不得不重启新政，准备立宪。但这并没有挽救满清的命运。新政中编练的新军成为了革命党的阵地：各省咨议局把立宪派集合了起来，但立宪进程的犹疑、反复，尤其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又把他们推向了革命派。满清的王座摇摇欲坠，只待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便坍塌崩溃了。     

湖南守旧士绅的翼教与维新运动的转向CSSCI

在近代维新运动史上,湖南无疑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樊锥等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宣战,掀起了全面学习西方的高潮。与此同时,湖南守旧士绅也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变法进行了联合扼杀,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也促成了中国历史由维新向革命转变。     

论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士绅前后不同的态度

在太平天国存续于江南的整个时期,江南士绅的态度前后发生了些许转变。当政权尚未稳定时,士绅阶层普遍的与太平军相仇,从而导致太平军经略江南初期困难重重;政权稳定后,士绅阶层出现了分化,虽然仍有一部分士绅坚决与太平军相仇,但又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类型:献身天国型、逍遥超然型、消极抵制型。太平军前后的政策是导致士绅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     

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省为例

士绅阶层是影响乡村政治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晚清科举废除过程中,其作为社会文化重心的独特地位逐渐被动摇。随着民国时期新教育的不断扩张及新知识阶层离乡步伐的加速,乡村士绅出现了严重的侵蚀化现象。优秀分子的离开及乡村管理者的食利倾向使得士绅群体迅速劣质化,整个乡村政治处于破产和崩溃边缘。     

走进“民国之门”

记忆中,冷清了半个多世纪的"民国之门",随着两岸"兄弟"相逢一笑,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世事沧桑,令人浩叹,不觉也走了进去."民国之门"与寒舍毗邻,位于武昌蛇山南麓,坐落在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博物馆")内,俗称"红楼",1908年筹建,1910年落成.那时天下还"大清",没有"民国",因此它既不叫"民国之门",也不叫"红楼",而是叫"咨议局大楼",一个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乃清廷为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所置.     

从湖南咨议局的开局仪式看晚清政治仪式的变迁

传统中国的政治仪式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是"国家祭祀"。晚清以来,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政治合法化的仪式从基于血缘、世袭和君权神授的传统型向以通过民众投票和选举来表达授权与认可的法理型转变;政治社会化的仪式从被动教化和灌输的臣民型向主动学习和自由选择的公民型转变;政治参与的仪式由封闭的排他型转变为开放的参与型。从湖南咨议局的开局仪式,可以管窥这种政治仪式变迁的迹象。     

明清士绅对文化名胜的传承——以湖北黄州为例

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士绅群体已经形成,成为地方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人,是国家政策的解释者,在对本地文化名胜的保护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湖北黄州为例,士绅对文化名胜的保护传承包括维修古迹、立祠祭祀、兴建书院、赋诗作记、考证溯源、保存文物等几方面,以此为基础探讨士绅传承文化名胜对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意义。本文旨在揭示明清士绅阶层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探讨士绅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对今天名胜古迹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抗联粮仓”与开明士绅王魁

王魁是抗日救国会会员。他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巴木东”大检举中被捕遇害。成为革命烈士。     

1911那一年

1911年年初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角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酝酿异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继续在鼓吹革命，组织暴动；情绪越来越高涨的士绅阶层为推动立宪已经急不可待，念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都是变法图强的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