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青等非法经营案--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

本文通过选取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的典型案例,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案例,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含义,及如何掌握非法经营罪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我国犯罪概念的宪法学透视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狭义的犯罪概念。其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通过违警罪制裁的犯罪行为纳入行政违法行为的范畴,目的在于利用积极、主动、高效的行政程序代替被动、中立、耗时的司法程序,从快、从严惩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去罪化”立法模式的本质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篡夺,其有悖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合乎比例、司法接近等一系列宪法原则。为了体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从长远看,我国刑法应弃用狭义的犯罪概念而采用广义的犯罪概念;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从短期看,只能在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行政制裁领域采取行政主体司法化的改革措施。     

WTO减让承诺表解释原则探析

WTO的减让承诺表,虽然产生于相关成员的单方承诺,但它也是WTO协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应当按照解释WTO一般规则的原则和方法予以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应客观地根据减让承诺的内容而非任何某一方单方面的意思或预期来确定减让谈判双方的共同意图。单方承诺的特点决定了减让承诺的解释更多地需要诉诸补充解释方法,这种做法也更具灵活性。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原则

将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具体化,使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有法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机关及办案民警要在执法工作中,牢固树立人权意识,切实转变执法观念,落实《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法治精神。     

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新探(下)

1936年全国救国会运动崛起于民族存亡最紧迫的时刻。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成为了全国民众和各党派所公认的救亡运动的领袖。他们的联合阵线的主张,首倡“无色彩”的原则和宽容精神,为广大爱国民众和仍在内争之中的各党各派中的爱国力量所赞同,从而为大敌当前的民族和解带来了新希望,为实现“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立下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中的两大阀门 --不方便法院原则与禁诉命令

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宽泛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与此同时,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中还设立了两大阀门,即不方便法院原则与禁诉命令,以此来防止与美国没有多大联系的案件进入美国法院,或防止与美国有关的案件流出美国法院。美国宽泛的国际民事管辖权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共同构成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铁三角,从而充分保证了美国当事人和美国国家的各种利益。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析论

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体现,是由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提出的。经济主权原则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联合国的系列决议等文献在国际社会得以确立。经济主权的内涵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