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权的错位与复归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执行权与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论述，提出要「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数字的遮蔽与人性的复归——试论数字化时代的三重“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今社会迈向了一个以大数据、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以此为契机,打着“自我实现”的幌子,以更加隐蔽和深刻的方式进行数字劳动异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精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异化。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们由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自我剥削”,资本的增值欲望在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中覆盖、渗透、塑造着当代新的异化。厘清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通过科学的批判不断透视事物化现象、戳穿数字资本颠倒的假象,扬弃异化之道,不仅关涉人的实际存在和生活方式,有助于规范数字技术运用,而且可以从思想层面深化和推动人的主体性复归。     

现代性视域下的大学生人格困境及出路

大学生人格困境从人格谱系和时代发展两个维度表征上可见一斑。人格发展同人的发展相统一,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又具有一致性,当前阶段大学生人格困境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紧密相关。大学生人格困境从本质上看是现代性困境在人格层面的展现,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大学生精神信仰的缺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将能够有效应对现代性困境,实现对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复归,但同样对大学生人格培育和完善提出期待,大学生人格发展要能够匹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人格之前,构建大学生超越型人格是解决当前大学生人格困境的现实考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塑造和培育大学生超越型人格的具体举措,其中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涉罪未成年人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实证研究

正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以非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适用羁押措施。针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存在的诸多问题,各地司法机关不断创新未成年人办案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扩大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措施的做法,积累了一定经验。有的地区尝试建立以观护基地为基础的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适用非羁押措施的保证条件,协助对其进行监管并提供一定社会服务,以减少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促其顺利复归社会。实践中,观护基地可按照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分为开放式和半开放式;按照监督     

“义”概念的转变与复归

"义"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汉代、两宋时期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义"概念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义"在被人们理解和践行的过程中被扭曲,到了清代有了第一次对"义"概念的反思和调整。而近代社会思潮激荡,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碰撞,"义"概念的重新定位及复归问题到了现代被大家所关注和热议。对"义"概念深入研究可以更好为当下服务,让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践行"义"。     

不能低估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伤害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导致的思想混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复归,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复归一段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飓风横扫了世界一切政治地平线。工人阶级的世界及其价值理念被颠倒过来,工人阶级被赶出历史舞台。直到上个世纪末,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及其罪恶     

日本犯罪者矫正处遇的考察分析与启示

<正>日本是法治国家,公民人权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在犯罪者处遇领域也不例外。日本的犯罪者处遇分为司法处遇、矫正处遇和保护处遇,以教育保护与社会复归为理念,注重犯罪者的人权保障和社会的广泛参与,逐渐向轻缓、社会化方向发展。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尝试。而由于制度设置和理论滞后，这些尝试多数没有法律予以规范。但这一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复归社会和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制度，是未来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选择之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非凡的意义。     

刑事司法裁量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价——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新解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域中的轻罪和重罪定位，不仅仅取决于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而且尤其应当反映犯罪主体主观上对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的内在态度为最基本要素的行为主体人身危险性大小。只有对那些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而且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行为才有必要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而对那些即使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较大危害，但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深，反社会意识不强烈的行为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各种较为轻缓的刑罚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