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位差势能"分析

强弱群体因贫富悬殊必然导致两者间存在巨大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位差",而"位差"引发的"势能",其内聚力易使弱势群体形成组织化、政治化的集体,其外张力又易引发一起起群体性事件.要减弱弱势群体"位差势能"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一应缩小贫富差距,二应财富分配公平合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加拿大《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述评

加拿大于2002年通过的《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加拿大青少年司法制度确立了新的立法架构。本文从原则、宣言、法庭外措施、刑罚等多方面对德国的《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评析。     

司法行政戒毒场所所外就医执法实务刍议

司法行政戒毒场所所外就医执法工作是场所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保障戒毒人员人身生命安全,确保场所整体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随着近几年司法行政戒毒场所技防设施不断完善,安全防控力度不断加强,场所内戒毒人员罹患急危重症引发场所管理风险的问题正逐步上升为场所管理中最重要的风险隐患点。因此充分给予戒毒人员全面的医学关注,不断提高场所内医学诊疗服务及医学管控水平,合理科学有效运用离所就医、所外就医等执法工作手段,全力保障场所内戒毒人员人身安全是场所持续确保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我们应当对其高度重视,不断反思总结提升,确保能够依法、科学、规范、合理、有序、有效地开展执法活动。     

从“回娘家”到“联谊会”:外嫁女的“报”与新宗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以对粤北甘姓宗族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近年流行于华南和东南地区的"外嫁女联谊会"。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新宗族主义背景下外嫁女与村庄共谋互惠的结果。研究发现,新宗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基于平等、自愿的同宗女性成员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外嫁女回报娘家村庄的初衷,使外嫁女、宗亲网络、村庄三者之间构成一种"报"的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借助外嫁女连带群体,间接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资源,降低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最后讨论新宗族的"里"与"表",新宗族主义是传统宗族一脉相承的延续,呈现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弹性。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制度中诉前诉中“双漏斗”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201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20个城市中、基层法院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某市某区法院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首批试点法院,通过诉内与诉外的案件分流,构建了诉讼与非诉讼对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诉前、诉中“双漏斗”矛盾化解大分流格局。但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地“双分流”推进诉源治理,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制约着矛盾纠纷化解的成效。笔者以该法院为例,结合审判大数据分析诉源治理出现瓶颈的原因,从而制定诉源治理的工作清单、完善繁简分流机制、细化诉源治理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加强数据应用实现智能化治理四方面提出建议,从而纵深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的路径。     

国家助推法外空间的法理建构

基于法内空间与法外空间的动态划分,以强制力为内核的国家法着重规制法内空间,原则上尊重民众在法外空间的自由活动。但民众的法外行为并非总是对其自身有利,其自由选择对个人与社会福利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需通过国家规制予以消除。以自由家长主义为内核的“助推”包括价值与事实两个层面,其制度目标是硬性规制之补充,其制度原理是国家通过对民众选择架构施加影响来改善其自由选择,其制度手段包括信息提示、诱因引导、简化结构、默认选项以及宽容失误这五大类手段,继而成为欧美国家引导民众行为的重要工具。在规范多元主义的视角下,助推存在明显的优势与缺陷,为此需要将其纳入法治框架中予以约束。国家运用助推必须保障基本权利、维护法安定性、符合比例原则以及坚持依法行政。通过探索以“良助”与“善推”为内核的中国“助推”方案,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队一室"运作模式的警务价值评析

派出所工作是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环。派出所“三队一室”警务模式改革,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派出所工作运行中的警力难以下沉、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勤务效率不高、防范不到位、打击不及时等突出问题,保证了基层基础工作在“大防范”中基础性、先导性的战略地位,有利于实现统一、高效、完整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     

派驻监督中“室组地”联动机制研究

“室组地”联动机制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新探索,也是为破解监督实践中的单打独斗、孤军奋战问题倒逼而产生的一项新机制。该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成效显著,但作为一项新确立的机制,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室组地三方定位尚未厘清,难以为其制度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联动监督的合力仍有待进一步激发,现实中存在“联而不动”的问题;室组地联动中关键环节如何实现顺畅交接等。释放联动监督叠加效应、厘清室组地三方定位、加强制度供给以及提升联动监督质效,能够一定程度地优化和完善“室组地”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