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的“通胀阻击年”

一切经济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经济将与通胀伴随，2011年，亦是中国中央决策者和全体国人的“通胀阻击年”。首先，我们不得不顾及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2008年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虽涉险过关，但其带来的低迷走势仍在发酵。隧道仍看不太出尽头。中国受到的隐性负面影响仍不明朗。美国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将全球经济再次推向危险边缘，     

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省区都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不仅能通过增加实物资本,而且还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本文利用1985-2012年贵州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考察了FDI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贵州省吸引的FDI每增加1%,贵州省的总产出会增长0.494%;贵州省吸引的FDI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贵州省的总产出会提高4.13%,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技术溢出、前后向关联、人员流动等途径来实现的。     

一个县级市的慈善范本

北流，这个位于桂东南的普通县级市，经济在全区不是特别冒尖，成功企业家数量也绝非最多，但其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却如火如荼，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其筹资规模之大、资助范围之广、产生的社会效应之显著，在全区县（市）首屈一指。通过救助困难群体、倡导尊师重教、鼓励见义勇为，民间公益传递出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在当地营造出浓厚的“好人社会”氛围。     

外部经济失衡的演变及对当代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的评述

以外部经济失衡及其调节的理论和历史演变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多地观察到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意味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表明旧的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终结和新调节模式的产生。以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为导向，当代全球化是“贸易调节的全球化”和“金融调节的全球化”的综合体，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与暂时平息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是金融调节失效的必然显现，意味着全球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必然回到经常项目调节的基础性层面。     

法治化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检视(一)是否实现政府部门之间联动合作、信息共享由于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以及跨部门性,政府需要治理的社会事务不再仅归属于单一的行政部门,其可能跨越多个相关部门。若一个行政部门通过调查等手段获取的监管信息不主动或经请求不向其他部门公开,那么其他行政部门的监管工作必然无法有效地进行。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我国政府各部门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信息不通     

持之以恒纠“四风”改作风正作风

正目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逐渐进入尾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深刻领会、贯彻落实     

法治与共治:实现我国大学外部治理新机制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的时代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依法治校的核心内容.我国大学外部治理历经行政化管制、法制化管理和法治化治理等阶段的变革与变迁,日益突显出现代大学外部治理“法治与共治”的基本价值取向,二者的纵横结合是大学外部治理有效执行的根本保障,二者的和谐共生才能满足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外部治理的要求.以形成规约大学外部治理权力、优化大学外部治理媒介、强化大学外部治理监督的新路径,实现大学外部治理新常态.     

坚持和推进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六章通篇强调和突出了“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这个重大问题及其重要性。其中第三十九条专门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     

是共赢不是依赖——试析韩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新特征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韩建交加快了韩国对华投资和贸易的速度,之后的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时期,中国为稳定亚洲货币而展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加大了其规模。在投资引导下,贸易中严重偏于以原材料和零部件为主的结构特征,虽使韩连续保持巨额的对华贸易顺差,但也同时提高了和中国经济的联系程度。针对如何看待以对外投资刺激贸易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国不应只顾虑到外来投资会提升受资国竞争实力、加深依赖甚至产生“飞镖效应”,而应从本国贸易顺差、产业结构升级乃至合作利益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共赢原则的必然选择。     

关于增强人大监督权的思考

我国人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目前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不力的事实也无庸讳言。最有力的监督应该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无权力的监督不仅是软弱的也是无效的。为此,必须保证人大实权,维护其监督权的权威性,重点解决制约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外部因素,并加强人大自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