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在我国的司法运用

在因果流程中,如果实行行为能够被评价为危险现实化了,就能够肯定事实性因果关系和结果归责。危险的现实化包括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前者包括不受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与受到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后者是指实行行为的危险以介入因素为媒介而得以现实化,包括介入被害人行为、第三人行为、行为人行为。若能够评价为介入因素是实行行为所诱发的,实行行为内含引发介入因素的危险,且介入因素并非异常,就意味着实行行为的危险最终在危害结果中现实化了。通过对危险现实化判断的类型化,建立刑法结果归责的判断模型,是将外来理论学说在我国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     

社区矫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

社区矫正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工作主体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工作向度从"单向主导"到"多向共享",工作本质从"集权化"到"分权化",工作格局从"政策化"到"法治化",工作目的从"工具化"到"价值化"。因此,通过对社区矫正工作现代化价值取向、工作主体、工作目标、工作特征、工作内容、工作制度等要素的考量,确立"社区本位"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合作"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共治共享格局,形成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相结合的社区矫正教育机制,是社区矫正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论整合多元价值观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日趋多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之一.当价值观分化到一定程度,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就必然提上议事日程.整合多元价值观的月的,一是建立广泛而稳同的社会基础;二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领导.整合多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建立什么样的理念或指导思想,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这种理念或指导思想.吸收一定的普世价值,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应成为我国整合多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只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这两个关键的整合途径,我国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建设就会取得新的成就.     

双向融合 创新发展——康佳集团党建工作的创新实践

在国有资本持大股的多元投资主体公司制企业中,党组织如何实现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如何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课题。本文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创新党建工作的成功实践出发,总结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和做法。     

论人类文化自觉的和谐旨趣

人类文化自觉就是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旨趣的人类文化自我意识,是对人类文化普遍本质和共同命运的深刻意识.它不仅为构建和谐世界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理想,而且提出了人类走向和谐世界的实践程序,强调人类只有通过跨丈化对话、全球合作和全球制度实现当代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才能打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公正合理、充满活力的和谐世界.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一体化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历史性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政治一体化”这一成熟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国内现实的政治问题提供了便利,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政治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出长远的现实意义。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一体化面临着多重挑战,提升西部民族地区政治一体化水平,应当考虑从构建和谐的政府间关系、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培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情感、构建反对分裂、分离势力的国家应急体制四个方面着手。     

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不应该磨灭民族文化的差异.文章试图通过论述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的危险,阐述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在全球趋势下的多元文化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美国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通过这两个民族文化的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总结出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化解异质文化问冲突的良策.     

多元主体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路径探索

在中国深度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之际,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依据多元福利主义关于多元主体功能分担的原理,分析了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主体（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之间功能冲突的现状。基于此,从多元主体责任分担的视角构建了四主体相互依赖的发展路径：要求政府在养老服务市场的引导中做到放权不越位,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特长,坚持市场在服务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培育老年人及其家庭的主动消费意识。总之,四主体良性互动和分担的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有赖于服务需求分级分类管理和充分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