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发展战略

我国社会福利体系面临从救济型向制度型、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的战略转变。东亚各国和地区回应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不同,其中日本和韩国的普惠型福利体系最引人注目。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发展在目标上要有中国特色,功能上要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实现社会保障的国民待遇、促进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原则上要政府主导、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范围上要广覆盖、多层次,路径上要城乡一体化,框架上要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社会化福利为主体、以职业福利为补充。我国可能通过颁布《社会福利法》推进社会福利制度化建设,通过改革形成均衡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多元分担机制,通过社会福利体系重构开启中国"福利元年"。     

驱动创新视域下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改革研究

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制,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各地方之间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实施却差异较大,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标准,政府无法形成高效管理,直接影响其创新驱动能力的发挥。通过分析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现状,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驱动创新为导向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改革需要构建“三合一”集中管理模式。以加强部门联动,实现行政管理资源合理有效的整合;推动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化,建立多职能部门联动工作,使政府形成从“管理”走向“服务”的职能转化;建立知识产权多元管理结构,最终形成以驱动创新为方向的、可复制的、体系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     

金融ADR机制的本土化路径研究——基于金融消费者保护视角

现阶段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未形成良性互动、相互衔接、功能互补的模式,不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通过域外金融ADR机制的对比,我国应建立独立的覆盖整个金融行业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一方面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的前置程序,另一方面在外部程序上实行调解/裁决的模式,实现具有统合化、层次性的金融ADR机制的本土化路径。     

新加坡德育教育的基本状况与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自1965年建国以来,逐渐由一个贫穷小国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的“花园式”城市国家。中国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遇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但新加坡学校在塑造学生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德育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政府全能管控”到“多元协同共治”——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冲突”治理模式新变革

历史上我国南方的诸多省份均发生过大规模的土客冲突,当前亦是我国人口流动高峰期,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新土客冲突事件不断增多。新土客冲突的发生是由土客双方经济生活竞争、文化情感冲突及制度安排不公等多种因素引起。传统应对新土客冲突是以政府全能管控的模式为主,忽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及其重要性,此种模式治理绩效不高,而新兴的协同学和多中心治理理论能很好契合新土客冲突的治理系统。在新形势下应实现新土客冲突治理模式的变革,构建多种治理主体参与的新土客冲突多元协同共治治理模式。     

“多数暴政”并非民主之必然——论达尔对托克维尔的反驳

多数暴政是民主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担忧,托克维尔可为其代表。达尔从多元主义民主的基本理论出发,加以他对平等的偏爱和对社会转型方向的认识,从逻辑上、经验上和方法论上对托克维尔的多数暴政论进行了反驳。达尔的反驳提醒我们,多数暴政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而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过分夸大多数暴政可能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浅析苏佩斯多元视野下的科学观

我们需要科学在一定范围的统一,但是这种科学的统一并不是虚无缥缈而无根据的,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的统一必须建立在相对确定性和一定的完整性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统一的方法必须坚持还原主义,但是这却很容易造成对原本科学事物或是知识的一种误解或是理解上的扭曲。因此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苏佩斯坚决反对用还原主义的观点去对待科学,同时自己也在努力的用自己的观点来阐释自己价值观上的科学以及科学的本质,同时也主张科学并不是确定性和完整性的,它是多元的。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研究

媒介素养教育源于西方,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正处于初期起步与探索阶段,必须站位高远,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与发展模式,以及对自身的审视,反思我国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不足,最终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适合我国发展的本土化教育发展策略。     

犯罪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注重的“四个支撑点”

学科发展道路多种多样,最根本的是立足本国文化,扎根于本国实际。任何学科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完成犯罪学本土化转型的任务,是摆在中国犯罪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国之人文科学,其传承与发展应贴近本土,深懂一国文化,方可源远流长。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本土文化博大精深,本土资源丰富多样,研究中国犯罪现象的中国犯罪学,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本土文化,构建本土特色的学科理论,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犯罪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