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累犯制度立法之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过于粗疏,这已严重影响了其权威性和严肃性。我国累犯制度之立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重构特别累犯制度,单位不是累犯的适格主体,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不构成累犯,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不构成累犯,对累犯可以适用假释,对累犯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我国犯罪概念的宪法学透视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狭义的犯罪概念。其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通过违警罪制裁的犯罪行为纳入行政违法行为的范畴,目的在于利用积极、主动、高效的行政程序代替被动、中立、耗时的司法程序,从快、从严惩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去罪化”立法模式的本质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篡夺,其有悖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合乎比例、司法接近等一系列宪法原则。为了体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从长远看,我国刑法应弃用狭义的犯罪概念而采用广义的犯罪概念;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从短期看,只能在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行政制裁领域采取行政主体司法化的改革措施。     

也论刑事审前程序裁判权之主体

鉴于刑事审前程序裁判权之主体在实现保障人权和正确行使国家追诉权及维护程序公正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我国立法应当确立法院在审前程序的裁判权主体地位,以便使审前程序的控、辩、裁结构逐步得到完善,使之更符合程序制约的原理,从而更加科学化。     

涵养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西是革命老区、红土圣地,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从红色基因...     

河南省诉前调解工作情况调研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明确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涉诉纠纷中的作用,加强诉源管理,节约诉讼成本。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目前高校对网络环境认知不足,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内部缺少科学的组织层次,以及传统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评估方法无法准确反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和效果,因此,制定科学和可行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尤为重要。基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对指标的权重分析与计算,为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工作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该评价指标体系对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助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委书记易炼红在2023年“新年第一会”上明确提出,“要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把浙江打造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     

人工智能自决程度与侵权责任承担模式

人工智能依据是否能独立决策,决定了其是否有自己的“侵权行为”以及是否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能独立决策的人工智能无自己的“侵权行为”,其本质上为工具,实际承担侵权责任的是与其相关的设计者、生产者和所有者。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独立决策的人工智能如果有自己的财产,可以被视为一个拟制民事主体,独立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其独立承担责任不足的范围内,应当由其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背景下违规披露犯罪的精准打击——从义务主体、义务边界出发

自信息披露制度产生以来,一直是保护投资者、保护市场、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也是一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来规制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手段,如果公司、企业在信息披露中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遗漏重要信息会对投资者乃至整个市场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各国都在规定并完善相应制度,我国也经过几次法律修订,但在实务方面始终存在着追责不明、惩戒不严的困状。因此,本文将从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方面进行探析,希望可以通过对法理、实务、案例的分析来明确界定该罪主体和义务,来帮助司法实务中对该罪实施精确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