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从犯的不合理性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一种独特类型。我国刑法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无论是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立法科学性的视角考量,都应当取消胁从犯的概念,对因受胁迫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主体不作罪犯处理。     

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从多极化趋势向多极格局确立转型的关键期,并处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前夜。权力对比与平衡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及其国际应对在量变向质变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推动形成基本稳定、相对平衡的国际新格局需要多轮反复的冲击变化和与之相伴的战略运筹以及理论反思、创新,多极格局观反映了非西方群体对强权政治的否定和对公正政治的追求,代表了新国际格局观的发展方向。国际格局与全球治理互为因果,并具有多维和双向作用。在国际格局关键转折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涉及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治理机制的建设路径、各种方案间的交流磨合等。发展中国家将自近代以来首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全面和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加强和改进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近几年,孝昌县电力企业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要求,并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就会越突出,这些矛盾冲突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也就越明显、越尖锐。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电力企业要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最大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力量,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从《红字》看宗教社会功能的二律背反——从宗教的终极性分析宗教对社会的参与和超越的调和与冲突

宗教自身有一个二律背反,既有对社会的参与,又有对社会的超越,宗教的社会功能也必然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即不仅有正功能同时有负功能,这两种功能使宗教既有和社会相冲突的一面,也有和社会相调和的一面。霍桑的代表作《红字》,围绕清教徒牧师丁梅斯德尔和已婚女子赫丝特之间的爱情,通过天国之爱和世俗之爱的矛盾以及神爱中的和谐,从宗教终极性的角度,分析了宗教在对社会参与和超越的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调和。     

媒体变革: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

即使网民在这个空间里"吐口水"、"撒野"甚至"低俗"一下,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应该容忍的。须知,虚拟空间的发泄性代偿总比现实的社会冲突代价低得多     

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

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比较,不是鼓吹"文明冲突"的论调,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不应出现一言堂的局面近些年来,"历史终结论"、"华盛顿共识"等形形色色的思潮相继走上台前,但是无一例外地都遭遇了"药到病不除"甚至"南辕北辙"的尴尬局     

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理”。这种理是法律的精神力量所在,也是司法权威的精神来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无形的法律精神。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弥补和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能够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     

潜在冲突与制度完善——浅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成为各级人大的热门话题。这一制度开始清晰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但由于某些不足和缺陷,在地方立法及具体实施中,仍面临诸多难题。     

以司法和谐助推社会和谐

司法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一种手段,对抗性、对立性仿佛是其天然属性。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司法不仅表现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取向,反映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两千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