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副刊的流变与影响

湖南《大公报》副刊创刊于1915年9月1日，是湖南《大公报》创办之初设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湖南《大公报》报人对副刊性质和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促进了副刊的改革。因此，对湖南《大公报》副刊进行一次深入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特定时期内副刊的传播功能与地位的整体把握。另外，对于伴随报纸副刊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发展的痕迹。     

《大公报》:史实与新闻史编的落差

《大公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不仅居于当时的舆论首席地位,而且是唯一荣获国际新闻奖的报纸。然而《大公报》在我国的新闻史教材中长期处于冷落状态,往往未被专章专节论述,篇幅比重偏小,而且历史发展轨迹模糊不清,不符合中国新闻史的真实图景。这种情况既有对《大公报》政治骂名的规避,也受到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现在学界对《大公报》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但这些成果并未充实进新闻史教材,造成研究成果与教材编撰的脱节。     

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带30万元巨款去上海“运动报界”，同时还派人到广州去贿赂报纸和报人。当时，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图报》都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     

周恩来与《大公报》的“笔墨交锋”

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法宝。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卓越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最自觉、最娴熟、最有成效的模范实践者。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     

走在参政议政的大道上

多年来,我结合政府工作、政协工作和党派工作,积极参加专题调研,撰写数十份调研报告,先后在《调研参考》、香港《大公报》、《华东科技》、《团结》、《政协通讯》、《福建统一战线》等二十多种刊物上发表,有的意见和建议还作为全国政协及省政协大会发言材料及提     

东陵盗宝案处理始末

一个小小的参与者被捕，身上搜出26颗珍珠，然而他却交代了一个事实，东陵盗宝主犯是孙殿英。《大公报》记者对此予以了报道，社会舆论为之哗然。     

我与人大的难舍情结

1952年7月，我从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劳动部、中财委第五办公厅任秘书工作。i954年，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引起全国人民热烈讨论，我亦在当时《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劳动权的文章；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便被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从事《民法》起草工作。其时草拟的民法框架共4部分：总则、所有权、债权、继承权，写出第一部草稿500余条。     

云南省第十届民族运动会即将举办

<正>9月2日,云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通报会在昆明召开。省民宗委副主任杨谊群,省筹委会副主任、省体育局副局长沈俊镔,省筹委会副主任、迪庆州副州长和振东出席会议并通报相关情况,省筹委会办公室、迪庆州筹委会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通报会。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王岭主持会议并就宣传报道工作提出要求。参与会议报道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和云南日报、云南人民广播电视台、昆明日报等30多家新闻单位。     

抗战时期重庆报业流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全国各大报社、通讯社相继迁入重庆。许多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纷纷来到山城,在这个战时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中心苦心经营,重庆的报业随之在全国舆论界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信息广场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过"三大坎"近日,香港《大公报》刊出署名文章,直陈中国分配制度改革要过"三大坎",一是少数人垄断高薪,有悖法理;二是多数人收入偏低,不敢消费;三是收入贫富悬殊,差距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