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应当考量消费者利益."二选一"行为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害,严重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增加了消费者支出的成本,降低了消费者的收益,并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损.域外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执法注重考察消费者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其对我国的启示是:在判断"二选一"行为是否损害消费者利益时,应当以有效...     

欧洲Living Labs创新模式对中国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园区建设的启示

信息技术融合与发展为科技创新模式嬗变提供了新机遇.主要介绍了欧洲Living Labs网络、Living Lab创新模式,包括其概念的提出、发展历程和组织模式,并以马德拉Living Lab为案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种以用户为中心、整合与协同各创新要素、搭建面向应用的创新平台的创新方式,与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创新园区(AIP)的探索殊途同归,经验可供借鉴.欧洲Living Labs网络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守门人”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即“守门人”义务,该条款也可以称为“守门人”条款。“守门人”条款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系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中心;但第58条规制对象是大型平台,大型平台在第58条语境下并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一种管理者的角色。第58条仅规制大型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而不规制其自身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这种特殊性对第58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的法律责任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设计的,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时,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不能简单套用相关条文。     

《民法典》视阈下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研究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所规定的四种服务类型具有一定局限性,无法涵盖小程序、云服务器租赁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其认定为《民法典》1195条所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适用该条进行调整。小程序案一审法院为了适用下位法《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而限缩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做法并不妥当。在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时,应当将《民法典》第1197条中的“应当知道”理解为一种推定的故意,而不宜认定为过失。小程序、云服务器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现实技术以及具体案情决定了其并不知晓具体的侵权事实,因此并不符合《民法典》第1197条所述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由于采取“必要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必要措施”不仅包括删除、屏蔽等手段,而且包括转通知措施,此点与《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的转通知义务并不矛盾。由于该类新型网络服务平台在日常运营中通常会同时提供交易和媒介两大类服务,当其为提供交易服务的主体时,应当坚持网络中立性原则;当其为提供存储、搜索以及内容等媒介服务的主体时,应当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必要的监管;而当其仅仅为提供接入以及缓存等媒介服务的主体时,应当遵循“单纯管道”理论的要求。     

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上天工程（上）——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而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和上天工程的战略决策。周恩来作为这一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最高指挥者,统筹谋划组建“两弹一星”领导机构和科研机构,深谋远虑制定尖端技术发展规划和战略安排,千方百计组织和扩充人才队伍,自力更生培养和壮大科技力量。他亲自领导和组织实施了“两弹一星”的每一个具体工程和关键环节,实现我国从核导弹到氢弹再到人造卫星的“三级跳”。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为“两弹一星”工程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功勋,对铸就“两弹一星”精神作出了非凡的特殊贡献。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的经验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梳理了上海"大居"现有就业机会、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居民需求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大居"在社区商业设施配套、公共交通设施、文体娱乐活动、物业管理服务以及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存在供需失衡问题,尚不能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因而,要通过加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导入,扭转"大居"弱势群体集聚的薄弱态势,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带动市场化资源的注入,培育"大居"社区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居"建成多阶层、多群体共荣共享的高品质社区。     

征稿启事

《台湾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双月刊,是大陆涉台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RCCSE中国权威核心学术期刊。《台湾研究》主要刊登涉台重大理论问题、热点问题以及基础性研究等学术文章,内容涵盖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两岸关系等领域,兼载书评、学术动态等。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行政规制研究——以水滴筹为例

个人大病网络互助是目前我国应用最为广泛的个人求助形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慈善组织社会救助之不足。实践中,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暴露出诸多问题。应从确立监管主体、明确权利义务、开立专门账户、设立第三方基金会、提高准入退出门槛等方面加强对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行政规制,以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     

加快平台型组织创新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新的经济形态,具有易联合、易协同、易跨界、自耦合等多种经济新特性,拥有强大的可拓展性和爆发力,对于发展高质量创新型经济具有重要作用。201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平台型组织是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微观主体,反映了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协作组织形式。探究洞察数字化革命推动下的这一新兴产业组织形态,将有助于形成对未来战略和组织发展趋势的新思考,进而服务于建设更具蓬勃生命力的数字化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