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上帝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一、对上帝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康德考察了西方自基督教以来的各种上帝证明．如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托马斯的“五种证明”．笛卡尔的“我思”的证明,以及莱布尼茨“宇宙论”．即“充足理由律”证明和“前定和谐”的证明之后．将它们归为三种证明方式．     

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当下思考——从舆论一律不一律角度讨论

毛泽东关于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辩证阐述,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对于指导我们新闻舆论的实践发展亦有深刻现实的意义。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是针对不同主体的,同时,在实践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现实中,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特别是当今网络舆论的兴起,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在实践中如何更好地把握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这一指导原则。     

对商鞅“改法为律”的历史文化分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展变法图强,颁布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包括＂改法为律＂。为增强法律规范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实现政策的始终如一,商鞅将＂律＂从一般行为规范中抽离,改法为律,使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制度化、法律化,不因人因时而恣意改变,因此而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改法为律＂对战国末期的法制甚至对后世延绵千年的中华法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末诞生我国首部监狱法典

列宁入狱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在“诸法合体”的封建立法体系中,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各王朝都未曾制定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监狱法律主要混列于各王朝的大法之中。如唐代的唐律、宋代的宋刑统、明代的大明律等。     

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民法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其中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在中华法系民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走向了继受欧陆民法的不归路,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中国民法的现代化。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民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迎来了21世纪民法的繁荣和发展。总结经验教训,21世纪的中国民法应当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创造中国民法的辉煌,造福于21世纪的中国人民。     

论中俄婚姻法律文化的差异

正在构建和适用本国法律制度时对国外制度的了解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在对中俄两国的结婚条件的制度现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的同时,总结中俄两国不同的婚姻法律文化,以探究我国婚姻法律文化中对身份和契约、自由和理性等理念的权衡与应     

司法

司法部等四机构发布《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据法制网3月5日讯,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条件放宽,申请的时间节点提前,将有更多人享受到法律援助的"免费午餐"。新规的一大亮点就是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扩大。过去法律援助主要针对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新规中明确四种情形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     

是谁动了法律赋予我的“休假权”——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休假状况的调查

泰戈尔说:休息之于工作,就像眼睑之于眼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劳动者处于超时工作状态,节假日更成了一些企业让员工加班加点的“黄金机会”。不休年假、无法休年假,甚至没有年假……休假权,在一些用人单位有意无意地被束之高阁。伴随中国内地长假制度走过第八个年头,专家们呼吁用人单位重视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充分体现职工休假权,并让“休假权”这一法律意识深入人心、落到实处。     

“丰裕的贫困”——对历史政治学比较方法的反思

近些年兴起的“因果推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对于“科学”“因果”等概念的认知。基于反事实因果观的控制性比较以自然科学的逻辑研究社会现实,很容易在追逐精致研究设计中陷入方法论至上主义的误区,这隐然对新兴的历史政治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社会世界的特殊性在于其建构性,社会科学由“心”驱动这一事实既是其相较于自然科学的关键差异,也是其优势所在。基于这样的总体认知,我们可以在实证主义之外赋予“讲故事”以因果性,即把传统的历史叙述建立在律则论因果观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历史性因果叙述”。历史性因果叙述关注研究对象在具有本体属性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被塑造以及自我塑造的,研究者可以借此完成理论对话、假设检验并进一步探求因果规律,进而实现历史政治学“以史为鉴”的目的。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非逻辑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强调＂情＂的作用,这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情观和儒家礼制理念相吻合。但这种非逻辑性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制观念和法律哲学相去甚远。本文通过分析＂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作用和对现代法制造成的负面影响,着力说明在现代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中应强调法律逻辑思维的养成,以实现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