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新时代组工干部的学习力

党的十九大把增强学习本领作为八大执政本领之一摆在了第一位。作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只有立足于工作需要学习理论、深化认识,并在把握理论的同时指导实践,使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一并得到改造,让理论与实践这"两只翅膀"同频共振,方能冲破思想束缚,自由飞翔于天地之间、穿行于工作之林。     

论遗嘱自由之必要限制——以特留份制度的立法构造为视角

遗嘱自由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在坚持继承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应注重对遗嘱自由的社会限制.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应将个体自由视作对社会的承诺,力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遗嘱自由与道德人伦的和谐,财富平衡与生存关怀的契合,以这遗产处理的公正与有序,在增加个人福祉的同时也增进社会福祉.在继承伦理与财富观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增设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进行合理必要的限制,是顺应观念变迁、社会发展、道义人伦和继承需求的必然选择.     

欧美国家法律诚信之维:合理性、原初义与价值谱系

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有赖于"法治中国"的实践,探究法律诚信之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推进意义必须尊重法治,以欧美国家为背景追寻其基本要义.法律保障公权力主体、市场主体及相互间的信用关系,效力与效果则源于国家、私人组织及个体恪守诚信合理性的证成,社会契约论、现代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理论佐证的核心范畴.在"缘何如是"的基础上,权力与非权力主体才会尊重法律评判的权威,从自由裁量的原义出发,建构完备的诚信法律体系,失信的非道德评价便成为遵守法治所形成的习惯.由此,富含人文精神的法律诚信,以正义原则为价值指引,无疑会推动公民诚信自觉的形成,促进诚信社会的建设.     

自由意志问题

自由意志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而是由许多问题一起构成的,概括来看,就是我们能否自由地支配我们的行动,也就是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这么做,支配我们行为的这种支配的本质是什么?本文主要讨论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关于人是否有自由意志,大家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强决定论、非决定论、相融主义三大块,而对于这三个观点,又分别有着一些反对的意见,而本文作者则是认同强决定论的观点。     

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在实践中的应用与反思——以“速裁APP”的推广使用为切入点

行政案件的快速办理对于基层民警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资源,提升群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在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动行政案件快速办理,提高警务工作效率的号召下,Y市公安局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研发推广了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的"速裁APP"软件,为使用行政简易程序快速办理案件提供了现实范本。快速办理在适用范围、处罚种类、程序实施方面都有严格限制,这也是在实践中应用较少的原因。构建行政案件快速办理制度,应该注重研究其适用的条件、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救济制度等问题,维护好公民利益,也使公安工作得到提高。     

司法高效理念下庭前多元纠纷处理方式的评析——评民事诉讼法(2012修改)第133条

2013年1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已正式施行,新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具有不少亮点.其中新增条款第133条作为亮点之一着重体现了司法高效的诉讼原则.该条款规定法院有权依据受理案件所涉纠纷类型的不同,在立案阶段分别予以不同处理方式,旨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本文则对该条款项下规定的多元纠纷处理方式提出价值和适用上的质疑,认为该条款与新民诉法中关于限缩法官裁量权,增加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程序权利的价值取向存在矛盾.若不加以具体化的适用解释,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行使存在不利影响,有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马克思自由与法的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也是每个人的应有权利。自由具有历史性、阶级性,与人的社会属性密不可分。自由的实现依赖于法律的保障,但是自由并非无所约束,法律保护自由但也是自由的界限。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关于自由与法的思想对于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即人民自由权利的实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阶级性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法治建设是不断发展完善的长期过程。     

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     

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主体初探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会淡化人类驾驶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作用,自动驾驶系统将取代自然人直接控制车辆运行。驾驶主体的更替不会消除交通运输领域的刑事风险,传统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已经不再直接参与道路安全风险的制造,厘清交通肇事发生后的刑事责任主体是刑法应对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机理虽然体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自动驾驶系统终究不是生命体,故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自动驾驶汽车的本质属于产品,交通肇事发生后,应分别考察自动驾驶车辆的研发者、生产者、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进而追究研发者、生产者的缺陷产品刑事责任以及所有者、使用者的监督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