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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廉政特质并予以当代提升,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加强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总结提炼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特质,主要包括"民惟邦本""为政以德""隆礼重法""慎独正己""孝廉相成",这些廉政特质要得到当代提升,应分别在以下方面着力:强化宗旨意识、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净化政治生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大力推进制度反腐,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生活情操,通过弘扬家庭美德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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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总被引:9,自引:0,他引:9
孙景坛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1):57-62
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梯”,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举孝廉”,《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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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孝廉”是我国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的一种方式。这一制度对汉代的人才选拔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探究孝廉制度的发展变迁,以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学人加深对汉代选官制度的认识,同时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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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华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88-91
反对腐败倡导廉洁是中国共产党权力观的基本内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构建与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相适应的当代孝廉文化,一要坚持科学原则,统筹当代孝廉文化建设的政治性、实践性和价值性;二要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把握当代孝廉文化以德养廉的本质和自重自爱、爱岗敬业、建功立业、品行高尚的丰富内涵;三要推进当代孝廉文化的实践应用,将孝廉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结合,构建当代孝廉文化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以孝促廉、以廉行孝、孝廉双馨的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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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三 《党的生活(青海)》2009,(7):16-16
清代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的开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沧州刘士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语,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语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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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有必要也有可能介入到孝廉文化领域,因为孝中存在着私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廉中存在着公法上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孝与廉还具有共通的秩序价值和利益诉求。纵观中国法制史,我们可以在传统社会中找到丰富的孝廉法制资源,这些本土资源对于当代孝廉文化的制度建设无疑形成深远的影响力。然而,传统法律制度毕竟不能满足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需要我们在科学把握法治与德治、礼治及人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制度重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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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舆论思想是中共领导人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构成部分。通过梳理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工作的相关论述,从舆论功能、舆论传播的中介、舆论主体等三个维度来理解不同阶段领导人舆论观特点及其变迁逻辑。发现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观变迁具有以下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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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重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孝,居"八德"之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刚过,许多党员干部都有类似经历,回家过年,老人总会叮嘱,要廉洁奉公,千万别犯错误,让家里人担心。这是家风、是家教,也是"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因为,对党员干部而言,尽孝尤需守纪保廉。孝,是恭顺,是"听妈妈的话"。传统文化里,孝与廉一直密切相关,过去当官讲究"举孝廉",孝与廉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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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成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5):67-73
文章借用既有相关研究成果,诠释了中西两种思维模式对于孝廉关系这一议题的思维程式、逻辑理据和核心观点。中式思维沿着“一本始源-家庭本位-斗孝为首德-德才外推”的理路,最后得出“孝可生廉”的结论;西式思维则从“个体本位论”出发,借助“领域分离”的理论与现实,主张孝廉无关(“孝廉分离论”)。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