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核心议题与深化方向——基于CNKI统计的知识图谱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寻建构人类未来社会状况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讨论。学者们分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与内涵梳理、思想渊源与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风险挑战、理论特点与历史贡献等层面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和富有原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传播和践行有着重大意义。虽然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展现出成果众多、思路清晰、视域广阔等特点,但也存在宏观研究较多而微观分析不足、学科分布失衡且跨学科分析不足、解读成果众多而原创作品欠缺、理论分析有余而批判研究不足的问题。立足现实、回归经典、着眼未来,今后的研究既要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度理论诠释,又要切实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普及宣传,还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进程。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     

写在三年之后

《公共管理学报》三周岁了.虽然说任何一项学术事业大都需要日积月累,历久方能弥新,才能够总结出些许新意来.但三年来的努力迫使我们回头看一看,尤其是三年来的感悟更让我们静下来省视一下办刊的心路历程.在求学问道的路上放平一张书桌几乎是学人的梦想,在浊流充溢的学界为学人办好一份浸人心智的杂志则需要某种坚持.     

法学继受对法学研究及法学教育的连锁影响——以德国法教义学在我国台湾地区之继受为例的反思

当我们今天讨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应当主要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具体如何进行调整时,与其是以德国或美国的情况作为参考样版来径直断定我们应如何效仿行事,还不如先来仔细考察那些大规模进行某种法学继受的地区的现状(特别是其中存在的弊病),进而以一种后见之明对法学继受过程当中应当注意避免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清醒认识。就此而言,以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长期以来大规模继受德国法教义学为实例进行细致检视,并反思这一持续至今的法学继受过程给当地法学界学术生态带来的各种连锁影响,可以为我们在当下谨慎思考中国大陆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之选择,以及自身法学的主体性意识之培养,提供某种必要的警醒。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

从传统研究方式上,语言语义的准确性通常是研究者们极力追求的。然而人们在语言的实际交际过程中,准确的语言并不能保证准确的语用功能或表达出真正的交际目的。实际上．常被人们忽略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必不可少的特性。在交际过程中如果能很好地应用语言的模糊性将会给交际带来成功。因此,笔者将从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和面子观等方面来分析模糊语言在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及其影响力分析——以《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年载文量变化、论文选题分布、载文作者统计和论文被引用情况等作统计分析,来探讨该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特点及其学术影响力。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风险回应型生态环境法典：科学不确定下的预防原则表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风险预防原则的实体构造提供了契机。生态环境风险的泛化趋势,使得以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损害预防环境治理取向面临转向选择。国家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预防原则存在象征性立法问题,导致学界针对风险预防内涵的差异性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现已进入立法论阶段,需对科学不确定下的环境风险做出必要回应：在总则中确立包容性的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重构环境法律关系,在“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立体结构的指引下,在分则中以“主体+义务+责任”的方式构建风险因应制度,形成体系化的动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     

两难之间的平衡：中央苏区土地税的演化

土地革命初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各定名义,各定税率。红军经常处于游击状态,打土豪代替税收,成为筹措党政军各项经费的临时性举措。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开始统一财政,建立税收制度,代替打土豪政策。中共在征税实践中运用兼顾原则和阶级原则,税收优惠政策无疑会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一些让与,革命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很难做到既能提高民众福祉,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932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央政府降低起征点,提高税率,缩小免税范围,民众的税负增加了,可与革命前相比,农民的负担还不算重。1933年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土地税征收、公债发行和借谷运动三者叠加,虽然民众承担较重的税负,但各地税收工作的开展,解决了红军和政府的经费来源问题,保卫了红色武装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