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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7月间,安倍内阁支持率急速下跌,与2012年以来长期稳定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安倍支持率的稳定,源于民众对其的消极支持,以及对安保法案等焦点事件以及金钱丑闻等的消极反对。而消极反对与消极支持,则源于民众的"习得性无助"、"安倍经济学"、投票选择机会成本大幅下降等诸多条件。安倍支持率的骤然下跌,并非上述条件发生变化,而是安倍傲慢、与民众离心离德导致人格等"中心形象"的崩塌。在支持率暂时回稳的背景下,安倍利用反对党内讧之机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以实现其执政至2020年东京奥运的目标。选举的胜利并不足以表明其完全摆脱负面影响,安倍将利用朝鲜半岛危机等,展现其"善于维护日本安全"的一面,谋求重构"中心形象",进一步提升支持率以稳定执政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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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长时间的日本经济复苏局面,但是其依然没有实现年通货膨胀率2%的重要预定目标。安倍政府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在本质上就是向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因素,使得借新债还旧债的资本循环得以持续下去。长远来看,只有真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日本经济才能走出经济低迷的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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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论坛》2017,(3)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采取多种举措发展印日关系,印日关系被大幅度提升至"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印日关系强化的背后有多重驱动力,既有双方在战略、经济上的相互借重,也有双方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既有双方内在价值观层面的相近,也有外在因素的推动。尽管印日同盟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但印日关系的强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在东西两线将面临巨大的战略压力,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拓展将受到挑战,在南海和东海的权益也将受到威胁。面对印日关系强化所导致的复杂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应理性看待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波动,现实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采取外交、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多种手段来加以应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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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日本举行了安倍再度执政以来第二次大选,安倍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第三次安倍政权于2014年年末正式启动。安倍着眼于长期执政,未来将会继续沿着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右倾道路前进,而"一盘散沙"的在野党难以对其进行有力牵制。大选后安倍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曝出消极言行,中日关系乍暖还寒。中日两国领导人2014年11月举行的两年来第一次正式会晤所营造的关系解冻氛围遭遇打击,安倍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能否真诚改善对华关系有待检验。日本同其他邻国关系方面的前景也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拟于8月15日发表所谓"安倍谈话",其内容和观点值得中国和国际社会予以关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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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上台后,大力推行"主张型外交"。从战略层面看,"主张型外交"的政策出发点是追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意在表明日本不甘居于二战后长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地位,要让世界听到日本的声音和主张。从政策层面看,"主张型外交"旨在改变对美"一边倒"模式,增强日本外交政策的感召力,突出安倍外交特色,其中也有对华牵制成分。日本外交的新变化体现出一定的创新和改革思想,与日本对国际形势判断以及安倍本人的保守理念有关。但是,"主张型外交"过分突出价值观因素,与地区一体化的大趋势相悖,而且具有很大的政策局限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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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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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日本公明党党酋山口那津男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保证《宪法》规范性、逻辑统一性的情况下，政府有整理、补充以及明确宪法解释的作用”。山口的表态意味着公明党存修改宪法解释上“松口”，也意味荷安储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最大障解已经排除。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