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合的协同：城市社区统合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彰显,“统合治理”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普遍模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统合治理作为推进多方协同的本土方案,是对转型社会环境、利益分化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回应,其功能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整合的协同”,也就是基于执政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引领关系,实现多元整合,进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枢纽的多方协同网络。为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由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工站组成的一体化基层组织凭借其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利条件,综合运用国家政策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构建起了面向多元主体的法权机制、组织机制、利益机制和人情机制等整合方式,并通过实践技艺和行动策略予以优化,从而调节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函数和行为偏好,使其私益诉求沿着公共利益的基准路径聚合。在此过程中,统合治理也因多元主体的不均衡整合效果而呈现出“纵向协作”优先于“横向合作”的协同形态。     

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成因及其运作逻辑——基于D市社区基金会集合性个案的在地化观察

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是中国社会基金会在地化发展的主流模式。基于D市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集合性个案观察分析,揭示该类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成因及其运作机理。一是发端以政府“高位推动”为主,市场和社会力量为辅;二是筹款募资以“定向捐赠”为主,资金自筹能力有限;三是业务开展以直接参与式的“运作型”服务定位为主,平台枢纽作用功能发挥有限等。这对未来进一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机制及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演进、变迁及动力：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历程分析

“参与基层治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动路径,支撑其参与的制度基础在二十年内反复发生改变,制度基础如何变迁、为何变迁？基于制度创新理论,采取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制度基础的历史流变,发现这些制度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方法,解决基层治理转型中的问题或为平衡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目标间张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或规范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牵引着制度基础多次创新。各项制度间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要素在历史中得以持续、积累与定型,建构出基层治理中社工专业实践环境的体制机制。相比原有制度,社工站重视围绕人群需要及问题来设定自身职能,这有助于动用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来实现专业效能,巩固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位置和作用机制。     

党领合作：中国情境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何以达成？——基于L市脱贫攻坚经验的调查

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合作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化,单个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基层合作治理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呈现党领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样态。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对L市脱贫攻坚经验及其有效实施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机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实现合作治理结构的搭建,进而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信任、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最终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是引入政治力量对行政体制内外结构性、过程性张力的有效消解,包括以条块整合克服“压力-能力”的矛盾,以政治动员消解“命令-抵制”的悖论,以政社联结弥合“政府-社会”的间隙等,进而破解基层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权力共享与领导力、合作结构稳定性与主体变化动态性等矛盾挑战。“党领合作”机制不仅为基层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在比较视野中拓展了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基础。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和思考——以江门市江海区村级慈善联谊会为例

统一战线与基层社会治理高度契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联系广泛、渠道平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等显著作用优势,但也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江海区村级慈善会发挥乡贤“智库”、协商“平台”、公益慈善、民主监督、特色联谊等积极作用,启示我们必须完善“大统战”格局、整合“大统战”资源、营造“大统战”氛围、提升“大统战”能力,不断增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发展与安全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并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的基本框架统筹于发展安全的范畴下,确保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发挥,且及时转化为发展与安全相统筹所需的制度效能,实现统筹发展与安全和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相互推进,也就成为亟需回应的现实课题。     

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

培育内生动力成为当前巩固脱贫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新媒体赋权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新路径。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拓展了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在赋权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身份和个体自主性。同时,借助各级政府部门的资助,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生力量和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新媒体赋权助力乡村治理培育多元主体,在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发挥了纽带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厚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基础上,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最新理论成果。如果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国家的本质与职能等问题作出的科学阐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领导权、人民主体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双向互动的逻辑、实践及限度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推进力量,推动着基层社会治理向数字化治理模式转变。在数字治理视域下探究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双向互动的逻辑与实践,并针对这一过程面临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数据安全使用存在风险等问题,提出重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层数字技能教育,落实数据安全管理措施的路径,有助于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形成长效互动机制,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事权的演变、经验与启示——央地关系视角

高等教育事权关乎高等教育领域的央地关系,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权围绕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探索调整,从高度集中统一于中央逐步发展到分级管理、以省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权不断扩大,事权的法治化进程加快。高等教育事权七十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省级教育统筹,全面推进依法治教,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