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荣:让法治观念浸润百姓心田

蒋大荣,85岁,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法委副书记。退休23年,他始终牢记入党誓言,恪守自己的承诺: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永远跟党走,全心为人民。退休后,蒋大荣仍每天坚持学习,每年学习笔记达10余本。他常到区委党校和各部门上党课,义务宣讲党史,让2000多名干部职工接受鲜活的党史教育,思想受到洗礼。他常说:"我家现在四世同堂,三代从警,生活美满幸福。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     

政法核心价值观

近日，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在全院推行“五个一”学习制度，即：每名干警有一本学习笔记，每周有一次固定的学习活动，每月写一篇心得体会，每季度进行一次理论研讨，每年搞一次专业培训。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法理人情

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用相当的篇幅讲述涉法故事,从直接宣传、借助鬼神信仰、与礼教相提并论三个方面宣传当时律例。其法律思想的特征为紧密结合儒家伦理精神,重视人情人欲,与传统的道德教化取向一致。     

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显示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相互关系的典型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野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在野党的工作,从而推动日本执政党转变对华政策。     

听吕恩谈曹禺和郑秀

我与吕恩老师仅有一面之缘。那是2010年11月，我正给风凰卫视拍摄曹禺先生的专题片，从北京人艺问了吕恩家的电话，想去采访她。听说是谈曹禺，吕恩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畅谈从她个人经历开始，上世纪30年代，曹禺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吕恩当时是该校的一名学生。年届九旬的老人家，面容白净，双目如漆星一般，炯炯有神，对自己亲历过的往事，记得清清楚楚。如今老人家已远行，我们之间的那次长谈，因专题片体裁和篇幅所限，未能在片中尽述，现将曾经的采访笔记整理成篇，以寄内心深深的缅怀之情。     

《李敖：我的人生不可复制》创作笔记

2010年,进入新世纪的第10个年头。晚春连绵阴雨刚收尾,盛夏热浪就扑面而来,似乎预示着海峡两岸坚冰消融的交流温度。我正匆匆穿行在上海世博园区,采访众目睽睽之中的台湾馆,突然接到责编杜丽的一通电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审定我写的《李敖：我的人生不可复制》，要求我最后作修订，北京急等送审排样。     

宋人的非功利读书

真正的读书，应该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更非功利的。宋朝读书人中间，不乏汲汲于科举之途者，但也有很多毫无功利意识的神会者。穿越宋代历史，你会发现有许多名臣、名儒，随便拉出一位就是一大堆励志故事，足以让人感佩。     

我看《侯卫东官场笔记》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用铺陈哲理,只要把故事讲得精彩,明眼人自会从中悟出千秋。我感到,用上面这段话来评价小桥老树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小说的内容挺精彩,小说的境界挺大气。在我们的人生中不可不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心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指的是人与金钱、人与物质享受、人与环境等等身外之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指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与同事、与朋友、与父母、与子女、与对手等等之间的关系;     

台湾电影笔记（上）

电影作为人类传播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媒介，结合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雕塑等不同形式的艺术表现，呈现出其他艺术所无法企及的感动效果，人们随着剧情的编排和人物的演出，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感受着感官的刺激和心灵的洗礼。1895年年12月28日，出身自法国里昂照相材料制作商家庭的卢米埃兄弟，在巴黎格兰咖啡店印度沙龙中公开售票放映10部影片，这些影片是用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电影机cinematographe拍摄与放映的。这一天也标志着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 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进献了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来庆贺，第一套电影专业器材和专业素材从此进入中国。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拍摄第一部黑白无声电影《定军山》，从此吹响了中国电影的号角，开始了长达百年、缤纷艳丽的光影之旅。暮然回首，当电影在1895年诞生之时，正是日本向华发动甲午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从1895至1945年的50年间，台湾遂落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日本殖民化统治中，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台湾电影自然也不能幸免。然而回顾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低落还是辉煌，台湾电影总是以一种凝重的符号，记录着人们心底潜藏的梦想和对生活的感悟。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尚未完成《资本论》创作出版的情况下转向了人类学研究,其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其转向人类学的动因,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