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当法官须过三道关

德国社会学者韦伯,有一个论断：“传统中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是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他们不亲自治事,行政工作掌握在幕僚之手。”我将韦伯的这句话发到微博上,询问网友是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多数网友都认为韦伯说得很精辟。一直以来,我们确实受到韦侗式历史叙述的误导,以为中国卉代社会并没有专业化的法官,或者说,以为古代法官都缺乏法律专业的训练。     

宋代防贪三法

相较唐代,宋代官员贪赃较少见。宋朝统治者在防止贪赃方面,有以下三种办法：绝其升迁之路。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许保举有贪赃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又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除名的规定。     

宋代咏春诗中的理性精神解读

宋诗中的咏春诗理、趣并存,意蕴深长,回味隽永。诗人记吟游春的赏心与乐事,笔触是清新疏淡的;抒发惜春的感悟,是理智与情感并重的;出郊寻春,是有所思考、有所寄寓的。宋代咏春诗善于平衡人伦与物理的关系,整体格调乐而不浮,哀而不伤,在诗史上理性清明地散发着光彩。     

论文化势差下的宋代中外医药学交流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巅蜂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医药文化远远领先于世界,这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造成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单方向输出的现象,影响和迟滞了中华医药文化的兼收并蓄.     

桂林石刻所见桂林宋代山水游览活动

桂林近城名山洞府分布大量以摩崖为主的石刻,其中以宋代为最,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山水纪游石刻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石刻遍布桂林各风景点的山崖洞壁上,数量众多的宋代石刻是当时游览活动盛极一时的直接表现,刻石纪游成为宋代桂林山水游览的一种时尚和普遍现象;桂林宋代山水游览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独具特色,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奠定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历史文化基础。宋朝时期桂林政治地位的上升、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大规模、大范围的山水开发营建是宋代桂林山水游览兴盛的主要原因。桂林石刻的兴衰历程也正是桂林山水游览活动的发展历程。     

论宋代散文家刘辰翁记体文创作及其特点

刘辰翁是宋末重要遗民作家,其散文创作具有较高成就,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都是别具一格的。其散文创作中记体文数量很多,且极具特色,因此以记体文为切入点则颇有研究价值。刘辰翁是个儒者,但因其生活于浓厚的道教氛围中,加上其熟稔佛典,深通佛理,因而其记体文思想复杂,儒释道杂糅。他身处末世,幼年失怙,身世坎坷,性格磊落,体现在文章中就是感慨沉深,感情郁勃不平。在艺术上,刘辰翁散文创作思维跳跃,广泛运用联想、想象甚至幻想,加之造语新奇,运典繁密,造成文风奇崛、文义晦涩之特点。     

土地占有状况与唐宋间小农经济的普遍规模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社会,以单个的小农家庭为基本劳作单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一个农户能占有耕作多大面积的土地,体现了农民的经营能力,也反映了农民的普遍经营规模。把文书材料和传世史料结合起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唐代有田20-80亩的户数最多,小农户占有土地数量,平均在50亩上下。宋代的主客户统计,主要是根据资产,而资产又主要由田产组成,通过统计不同时期的垦田数、户口数并综合分析,宋代的小农平均户占土地亦在50亩上下波动。这是唐宋时期一户小农所能经营的最佳规模,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唐宋之间小农户的土地占有平均规模相似,小农经济的普遍规模差别不大。     

城郊经济与宋代城乡关系探析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在这一新型城乡关系的影响下,城郊经济渐趋繁荣。宋代城郊经济是城乡经济互动的产物,对宋代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郊经济的发展,体现出宋代城乡经济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代表着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女性楼意象词的多视角观照

意象是词人表情达意的特殊符号。宋代女性词人尤其钟情于楼,其词亦多涉＂楼＂意象。她们有强烈的“女伤春”意识,故其楼意象词偏重于仲春、暮春之季节取向,且玉楼词人比青楼词人更敏感;有鲜明的暮天、明月情结,故其楼意象词偏重于黄昏、月夜的时间取向,且玉楼词人比青楼词人更突出;有孤独愁苦的情感偏好,故其楼意象词偏重于孤独寂寞、相思怨艾的情感取向,且玉楼词涉及思君、爱国、咏物、悼亡等情思,青楼词涉及对地方官员的依附、与男性词人的唱和,以及从良的愿望等内容。而这些无不展示出她们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人生际遇和理想情志。     

宋代湘南手工业的发展与商贸业的荣盛

在人口迅速增长,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宋代湘南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手工业获得较大进步,门类齐全,尤其以纺织、陶瓷制造业、酿酒业和图书刻印出版较为显著。商贸业繁荣兴盛,城市市场不断扩大,税收不断增加和草市镇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