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价值和实质保障了在其实务范域中应用叙事治疗的适切性。青少年的许多问题往往取决于他们自我建构的、内化了的生命故事，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我们应协助当事人解构这种主宰其生命故事不合理的主流叙事，重写生命故事，以便开启另类生命故事的发展空间。     

台静农、周作人笔下的韩人形象

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和周作人的《李完用与朴烈》，不约而同向国人展示了域外英雄的形象。“我”和“邻居”成为当时中、韩民族不同历史境遇、不同精神状态的写照和象征。作者表达了对浴血抗争的韩民族的由衷敬意，并借此批判了缺乏“血性和勇气”的国人。这种对英雄叙事的热衷，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塑造民族英雄，实现民族“启蒙”的共同政治诉求的表现。     

加快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总体规划、推进步骤

会上,王建军副司长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为题,从社会工作的概念和本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背景和意义、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和问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路和推进措施等四个方面为代表进行了讲解,使代表们对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决策的背景和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

书信体叙事是莫言小说《蛙》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书信体的朴素性、私密性和自由性，有利于小说实现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来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同时又不对计生制度本身的功过是非予以简单评价的叙事目的。为更好地完成这一目的，《蛙》还对传统的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改造，创造了一种电子邮件式的内外嵌套型双书信结构和主人公和写信人相分离的叙述模式。这种改造所导致的戏剧化效果，一方面为小说的跨文体叙事做好了铺垫，另一方面也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弱。     

2010：行走在历史三峡的关键处

用惯常的眼光来看，2010年的中国是缺少宏大叙事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不可谓不悲情，但显然没有汶川地震给国人的震撼强烈；世博会、亚运会不可谓不壮观，但显然没有北京奥运引发的效应长远；物价上涨令民生压力剧增，但显然没有金融风暴来袭时造成的冲击猛烈……如果你据此认为，     

"文革"叙事的女性主义书写——论徐坤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在《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中,徐坤以超越父权制中心化价值体系压抑的书写策略,来实现作为主人公的徐小红艰难的自我指认和建构作为叙述者的徐小红"本真"的女性声音.小说中恣情凸显的女性主义姿态不仅仅具有女性独有的性别意识、生命体验和叙事欲望,更富有一种"性政治"的理论自觉与女性自审意识、自省意识所带来的反思的力量,这就使得徐坤在对"文革"进行书写时独具特色.     

艾滋政治、社会重组与公共治理

在当下社会转型语境下,传统固化模式下的艾滋病问题研究范式和解读视角需要理性重构.如何不拘泥于医学-生物学单-艾滋研究模式,并深入挖掘"艾滋病"这个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寻求新的应对策略和"问题一模式"的建构,对艾滋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从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国家兴亡的宏大视阈看,"艾滋政治"话语的产生、艾滋问题的政治建构不可回避.面对传统意义上艾滋病治理的某些失范,在当前中国社会面临重组的现实背景下,寻求"艾滋政治"的理性思路和多中心治理成为艾滋病与社会问题研究的必然路径.     

关于制约文化产业发展因素的思考

人们都说“韩流”在中国形成了热浪，但就其思想性来说，韩国电视剧并不是具有思想很深刻、承载着许多意义的宏大叙事，而更像是演绎家长里短、俊男靓女爱情的肥皂剧。肥皂剧在西方社会被学术界和舆论曾一度被认为是低级的电视节目，是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群体的一种简易消遣形式。但为什么会形成热浪呢？笔者认为，“韩流”之所以能在中国掀起热浪，正是这些肥皂剧释放了巨大的热量，迎合了消费时代的社会需求。它之所以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说明通俗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在结构上的重大缺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是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弥补的重要一课。反思我国的文化发展为什么形不成热浪，依笔者一孔之见，正是由于大众文化或者文化工业发展不足造成的，而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从全知视角到有限视角——论亨利·詹姆斯对小说叙事角度的创新

亨利·詹姆斯是小说叙事角度革新的先行者之一。他在许多作品中摒弃了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 ,创造了他所称的“意识中心”的叙事方式 ,即小说中的叙述都从作品中的某一角色出发并通过其意识的过滤。他在晚期作品中又运用了类似于转换式有限视角的叙事角度 ,使读者体味作品中主要人物细致而丰富的内心活动。     

再解读：《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

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传统形式与革命叙事之间形成紧张的张力关系,传统一直是被当作"形式"的次要地位加以看待,但文本当时的阅读实际效果和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现在流行的"红色经典"热潮,却为我们重新解读这些文本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而这其中《青春之歌》的叙事尤为突出,分析传统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二重奏,可看作是对"红色经典"叙事的特殊而典型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