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病痛与时代沉疴 ——萨拉特笔下疾病缠身的印度

瘟疫影响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在作家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20世纪初的印度小说史上,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描写疾病与底层生活关系最多的作家.萨拉特在描摹贫民生活时经常会写到疾病.在他的作品中,疾病既是主题的构成要素,也是情节结构的发展动力.他描写了疾病与底层民众如影随形,本来属于生活非常态的疾病却成为常见的现象,凸显了疾病的日常化特征及疾病蕴含的等级内涵;疾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的经验,也是社会的痼疾,萨拉特描写了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关系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把个体的病痛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更客观而真实地剖开了印度传统社会的痼疾;萨拉特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展示社会痼疾、突出底层痛苦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宗教救世的可能性,也描写了现代科学与印度民众之间巨大的鸿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为"反英雄"的特点,他们脆弱不堪、犹疑不决、缺乏勇气、逃避生活,无力承担改变社会的使命.作家塑造的处于病状的主人公,反映了殖民主义时期失去主体地位的印度形象,从而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剥夺和戕害.特定的被殖民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印度疾病的无法治愈,主人公只能在病痛中等待新生的曙光.     

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

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人权渊源于西方悠久的以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普世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以降所形成的权利思想史,其展现了人权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层次性和进步性。而以塞缪尔·莫恩为代表的学者反驳了这种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提出了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作为全球道德诉求与乌托邦愿景的人权实际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呈现了全球层面人权起源之晚近性、成因复杂性和乌托邦属性。这两种人权的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暗合之处。尽管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呈现了法治的普遍性认同之内在价值逻辑,为思考全球法治难题提供了价值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为重思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不过,这种法治意义受限于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在人权的道德性与政治性之间的逻辑张力。     

实习生日志的讲故事技巧对公安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启示

近年来,公安先进典型宣传工作不断开拓创新,整体成效得到提升,但也有部分先进典型的宣传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板化、脸谱化等问题,未充分实现讲好警察故事、塑造警察良好形象的理想效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过于追求表达载体、不重视表达内容等弊端尤其不容忽视。对此,可以从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中寻求革除弊端的方法。2021年9月,四川警察学院实习生日志被上传到网络后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应,是一个值得剖析的典型案例。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发的《师徒“情深”》为例,实习生日志的该版本具有突出的讲故事技巧。经实习生本人、初次传播者、后续传播者的共同创作,该日志搭建了生动的场景,抓住了真实的细节,塑造了讨喜的主人公丰满的人物形象,形成了集中、完整的叙事弧线和动态的心态曲线,契合了“主人公-困境-解决困境”的故事叙述模式。正是这些讲故事技巧突显了丰富而深刻的主题,让受众更加相信和认同这个源于真实素材的故事。这些讲故事技巧符合人们普遍的认知习惯,能为进一步做好公安先进典型宣传工作提供启示。     

论思政课教学话语的艺术性构建

新时代学校思政课需要重视教学话语的艺术性构建。思政课教师可从作品构建、叙事构建与情境构建三个维度展开相应探索。对于思政课教学话语的作品构建,教师需要把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思维方法,熟练掌握塑造感性形象的艺术技巧,还要通过“二度创作”促进教材语言向教学语言的转化。对于思政课教学话语的叙事构建,教师应强化充分的叙事自觉,确定合理的叙事基调,并持续打磨叙事形式。对于思政课教学话语的情境构建,教师要做好场景铺垫、主题设计,重视节奏把控。     

美国遏制思维的历史演变与理论逻辑

美国意图将中国视为国内政治衰败的“替罪羊”和全球化负面冲击的“背锅侠”,并推出“规锁”战略企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技术—贸易—产业”问题,其遏制思维充满悖论,违背了时代潮流和世界公意。中国化解遏制之道,是将外交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立法语言叙事分析

法律文本是立法语言的编织物。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法律就是立法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对象的意义描述系统;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以语言为物质外壳的立法文本和立法行动本身具有"叙事"的特征。立法语言叙事最终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权力意志。在立法实践中,如何恰当地控制和使用叙事的手段,从而为立法文本的完善提供可能,是我们进行叙事分析的初衷。     

身体叙事视域下的《斜阳》研究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以身体为表达媒介,在身体维度上完成叙事文本。身体是《斜阳》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身体叙事学为视角,借鉴身体社会学等西方身体理论,通过女主人公与其他三位主要人物的对比分析,解读《斜阳》的身体叙事特点,能够揭示出文本以身体抗争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个体精神重构的主题表达。     

不快乐的主妇们——角田光代小说的女性主义叙事

角田光代的主妇小说通过具有类型化特征的人物塑造,在消失的娘家、规训的婆家、不可靠的同性友情的叙事建构中展现了“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依然深入人心的日本社会中“不快乐的主妇”形象。小说把“母乳神话”“父职缺失”“孩子中心主义”“母女关系”等女性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交织于文本中,把主妇们从怀孕、生育到子女教育的“母职”承担过程中遭遇的心理危机层层剥开,审视她们痛苦焦虑甚至走向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探讨了自我意识建立对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女性与世界的关系,用文学的形式对女性社会学做了有力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