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及其创新指向

我国的乡村治理状况不仅关系着广大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而且维系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整体发展,创新乡村治理体制对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在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合治"体制的学理构想并展望了此体制的构建路径。     

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一个研究述评

在中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关于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基于"制度结构"与"制度过程"的二元划分。前者聚焦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重视制度设计和结构对组织的外部影响,更强调结果评估和工具性考量,这种研究取向广泛地体现于早期和主流的文献中;后者将视野转向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不只是将制度当成外生变量,也将其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对组织的行动、组织间的互动和相依关系、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等实施了更多的观照,这类研究虽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但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总的来说,两类研究的转变既与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有关,也与各国医疗服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相连,并顺应了组织理论研究从理性系统范式迈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范式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需甄别西方式的分析工具,从本土的经验出发,深入考察医疗服务组织的实践,进而寻求一种适当的解释逻辑。     

新疆反恐30年

官方及研究者一般认为,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肇始于1990年的“巴仁乡事件”。是年4月5日,在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暴乱,有642武警官兵殉职。此后,“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主导的暴力恐怖在新疆猖獗不断。     

通向信仰之路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宗教和哲学是通向信仰的两条基本路径,它们内涵相通,但形式各异;从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来看,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理论上的致思趋向有别;从当今世界的状况来看,大多数人选择宗教信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信奉某种世俗的哲学理论;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来看,他继承了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基本思想,但对其作了根本性的超越。我们应该辩证理解马克思的宗教观,为人们合理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仰打开通途。     

变迁语境下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很多传统村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变迁村庄在城市文化的侵蚀下显得落寞。在文化民生建设的大背景下,变迁的村庄文化可持续发展困境重重。从分析传统村庄的变迁入手,针对村庄变化的实际,指出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提出农村文化传承的对策。     

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与教育引导对策

了解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和防范宗教渗透意识情况,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西藏高校必须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宗教观教育,从四观两论教育、思政课教育、思政队伍建设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教育引导,从思想上构建起防范抵御西方价值观的屏障,确保校园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     

高校防范宗教渗透工作机制新探索

从法理学视角提出高校防范宗教渗透工作机制由主体、客体、对象、方法等四大构成要素和制度系统、保障系统两大系统组成,指出高校防范宗教渗透应遵循合法性与合理性兼顾、整体性与差异性并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法制体系,坚持人防与机制预防相结合健全宗教事务管理保障体系,坚持网格化管理构建层层负责责任体系,坚持点面结合实现防范工作全覆盖,坚持零容忍态度有效抵御宗教渗透,坚持正面引导与解决困难相结合实施虚实结合工作方法。     

政策经纪人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与机理

政策经纪人是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推动政策变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各方主体因无法自动调和的分歧致使政策变迁陷入僵局时,政策经纪人便成为跳出僵局、推动变迁的重要力量和途径。通过透视过去若干年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识别出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政策子系统中的一线行动者等三种政策经纪人角色,且每一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推动政策变迁的机制:权威决策者通过价值选择、决策规则确定、资源分配与利益整合等方式,发挥政治性调和作用;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对称、知识解析以及因果关系推理等方式,发挥理论性调和作用;一线行动者通过现实状态揭示、现实行动逻辑解析以及现实效果预测等方式,发挥经验性调和作用。     

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后单位社区的公共性主体从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归聚于社区,其内部动员机制经历单位制消解下从指令性到赋权性的内部演进路径。近年来,后单位社区的治理进程和社区建设更是展现了基层社会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路。基于L社区两次动员实践的回溯与比较发现,各动员主体的行动均受制于单位体制隐形在场的制度和惯习约制,并且以社区动员的内卷化、精英替代和话语体系多元为表征的动员困境的生成,恰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整合方式向"国家—社区—个人"的新型整合框架转型相同步。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的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     

在回应民意与规范秩序之间寻求均衡:我国信访制度70年变迁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的基础性制度,而价值理念、权利保障、组织机构及其权责关系是其核心要素。根据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我国信访制度70年的历史变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重塑期以及全面改革期等四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信访制度呈现朝着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剖析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和内在逻辑,挖掘其制度精神中内蕴群众路线之历史基因,且重视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等情境性因素。在制度模糊性的结构性约束下,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源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配置逻辑、地方政府的压力与责任逻辑以及信访人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之间的交融碰撞和互动互构,在有效回应民意和规范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均衡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访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