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更为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社民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物质主义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大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是该党这一时期无法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到2003年的《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最终提出了一个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的纲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是其这一轮转型的主要标志。不断右转的社民党陷入了转型的定位困境。     

生活百味

作者以恢宏的史家视野与饱含情感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四百年来台湾历史的起落兴衰：从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台湾经历了荷兰殖民、郑氏集团、清政府、日本殖民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始终未曾摆脱本土、大陆和世界三层因素的纠缠。本书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台湾的历史变迁,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得失,表达了一代学人对海峡两岸未来的忧思与期盼。     

李道长何以成“神”？

有消息称,尽管身处舆论漩涡,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绍龙观的住持李一仍然屹立不倒,除了被叫停的天价养生班,重庆北碚区民宗局仍“爱护有加”。而李道长能从一个街头卖艺的杂技团长、欠债商人,跃居而成宗教领袖,期间颇多“贵人”相助。不仅有地方官的庇佑,还有央视导演等的“倾力奉献”。     

民族、宗教理论的伟大创新和实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族、宗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十分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形成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关于民族、宗教的理论,为我国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深刻理解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宗教思想,对于做好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巩固和发…     

对当前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

当前我国发展处在关键时期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 :“从新的世纪开始 ,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国内外形势发展看 ,我国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任务艰巨而光荣。从国内看 ,我国将继续以发展为主题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就是说 ,在新的世纪里我国处在现代化实现的临界期。一般经验表明 ,社会完成这一深刻的转型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利益矛盾突出 ,社会张力积蓄很有可能把社会推向“高风险社会”。当…     

当代西方民主制的模式与绩效分析

关于制度的类型分析和研究是政治学的一种传统关注.按照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不同关系,可以将西方民主制分为议会制和总统制两大类型.这两种模式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局限.每个国家选择哪种模式以及能够将此种模式的功用发挥到什么程度,均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极大的关联性.在实践中,人们还逐步发现,每种模式的体制内修错能力对于政治绩效、政治稳定来讲是极为关键的.     

正确处理新世纪我国宗教问题的行动指南--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关宗教问题讲话的体会

提出了党对宗教工作重要性问题的新的认识;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发展了关于宗教存在的长期性问题的论断;明确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总结和进一步重申了建国50多年来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中华傩文化奇观

傩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一类有漫长的发展和流变过程的传统文化现象。它基本上是从古代流传至今的一种以驱疫逐鬼,请神求愿,祈福保生为主要目的的原始宗教文化行为,其在周代(公元前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很发达了。     

宗教工作要服务大局

宗教工作要服务大局,即：服务改革开放稳定的大局。当前,宗教工作要服务大局,就是要继续坚持贯彻江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话”,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做好宗教工作服务于大局的根本,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好“三句话”,才能更充分调动各族信教群众投身于大开发的积极性,为西部大开发,为稳定大局做出贡献。     

宗教立法是把宗教事务和宗教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的必然要求

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加强宗教立法是我国调整宗教关系的客观需要。宗教立法对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外国敌对势力的渗透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