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宗法家族组织

宗法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并按尊卑长幼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封建伦理,几乎贯穿了中国整个有历史记载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然历经唐末与五代十国的宗族观念与宗法关系发展到宋代却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宋初宗族观念开始淡化,宗法家族组织变得松弛,这也是宋代健讼的重要原因。     

一起清代百年坟山案件的背后:观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析

坟山案件是清代最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江西省义宁州的明仲公定案错综复杂,参与人数多,缠讼百余年。透过此案,可以看出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官民冲突与融和。从观念层面来看,受官本位、无讼观念的影响,官方将坟山案件视为"细事"并予以打压,而受敬祖、宗族观念的驱使,民众顽强地进行诉讼。从制度层面来看,终审制度的阙如使当事人不断翻控成为可能,而为了平息诉讼,除了判决,官府也重视调处结案。从技术层面来看,官员会根据案情灵活地选择法律、情理等裁判依据;另外,为了使处理结果得到当事人的支持,利益平衡也是常用的裁判技术。     

茅台不过是个符号

禁茅台入公款消费的呼吁，出发点是明确的。在呼吁者看来，若没有强力的规范，茅台的公款消费问题定然无解。     

仁怀市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正仁怀市委在"三市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四化一游"的主战略,更加突出旅游产业的发展地位。如何让茅台旅游与茅台酒齐名,如何把茅台镇打造成世界知名、国内一流、贵州第一的旅游名镇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回答、大胆实践。一、抓住仁怀市旅游业大发展机遇《旅游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旅游业进入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     

国旗的宪法意义

国旗具有强烈的宪法意义,它象征着统一国家,以及对中央政权的皈依,宣示着政治理念与理想。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定义论及其在法典编纂中的应用

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它与概念论在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义论提出了属加种差的"标准公式",现代定义论则在改进其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精致和具有区分度的定义理论。定义论包括定义类型理论与定义规则理论两部分。定义类型理论的基础在于区分名义定义与实际定义,立法活动涉及...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见龙在田:辽河源头中国龙

正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符号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着祥瑞,而且具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功能。以至于在民族心理中龙已经被神化为民族图腾,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共主的神圣地位。从目前的考古实践看,龙是诸多中国文化灵物中唯一形成完整谱系并流传至今的文化表征,并在不断地整合与扬弃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形象和内涵,建构起了迥异于域外的中国龙文化。众所周知,中国龙是多元一体的文化     

雷锋是温暖最持久的符号

今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雷锋精神再次受到关注。 雷锋是和平年代所有英雄人物中生命力最强的一个，是“英雄中的英雄”。他经受舆论多元化的洗礼是必然的，但各种质疑并没有对雷锋精神中的核心元素构成伤害。雷锋是位善良的好人，待人热情，处事积极。“做好事”是几代中国人对雷锋精神最通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