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的防洪减灾及人与洪水的和谐相处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数量和规模也在逐渐加大.城市的发展使城区局部暴雨频次增多,雨量加大;洪水径流量增加,汇流加快,洪峰加大.面对这种情况,如采用完全防御外部洪水侵入的传统防洪战略,防御同样量级的外部洪水堤防的高度要成倍增加.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会提高防洪标准,即便维持原有的防洪标准也很困难.我国的城市发展状况,决定了城市防洪不可能完全消除洪水灾难.所以无论从经济、技术或风险的角度,都需改变传统的防洪战略,主动适应洪水,与洪水和谐相处,实现城市的防洪减灾及人与洪水的和谐相处.     

从“格律”中跳出自信——纳雍优化交通组合提高群众交通意识

正纳雍县高度重视县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习惯养成,意识铭记"为目的,引导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使群众从"别人要我遵守交通规则"向"我要遵守交通规则"转变。纳雍县老城区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城区道路10公里,5万多平方米保洁街道,12万左右人居住,近4万学生,车辆保有量为6600辆,公交车10辆,出租车100辆,远远超出国家住建部规定的每平方公里建成区1万人口的紧凑型城镇占用地标准,也远远超过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城市之一香港市区     

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三起终身监禁案例判决书的剖析

三起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勾勒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终身监禁的量刑标准,包括对象标准、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但是,这三份判决对于终身监禁适用标准的具体认定存在着数额标准过高、犯罪情节认定不清、量刑界限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应当制定更为合理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重视非数额情节的认定。     

短讯

社会救助和救灾为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健全救助管理工作网络,完善救助管理工作体系,提高救助管理工作水平,内蒙古赤峰市民政局开展救助管理进社区试点活动。（史景新）福建省漳平市民政局五项措施加强城乡低保资金管理。一是制定政策,逐步规范城乡低保工作;二是制定标准,严格评议、审核、审批工作;三是关注民生,合理调整保障标准,适时提高补助;四是资金专户管理、社会化发放;五是开展专项执法监察,确保民政资金安全、到位发放。     

欧洲哀鸿遍野、柏林一枝独秀 德国模式缘何笑傲危机

德国经济这次能脱颖而出,是此前德国上下壮士断腕、勇于改革的结果和回报,而绝非偶然在欧洲一片愁云惨淡中,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欧洲则逐渐演化成幽灵般挥之不去的欧债危机,其中不仅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欧猪"国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在一     

小额普通发票犯罪的司法实践难题及其对策——兼论普通发票犯罪定罪量刑的发票份数与面额标准之协调

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的追诉标准之一是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200份以上,实践中大量持有伪造小额普通发票的无证经营者、个体小商贩因此标准而被刑事追诉,这有违本罪立法本意和刑法的谦抑精神。普通发票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存在诸多差异,相应犯罪的两种定罪量刑标准比例不能简单援用。当前,司法实践中应本着宽严相济理念,援引刑法第十三条对轻微的普通发票犯罪予以出罪处理。长远看,应以社会危害性大小为基础,参照假币犯罪定罪处罚的标准,协调普通发票犯罪定罪处罚的份数标准与面额标准,以防罪刑失衡。     

提高国家贫困标准线让人心暖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临时救助：填补保障“盲区”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无法受低保覆盖,但生活困难,一旦遭遇变故,就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困窘——当前,民政部在全国推广实施的临时救助机制,将这部分＂盲区＂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41岁的成都市新津县花桥镇筒撤村村民张健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今年4月查出鼻咽恶性肿瘤。     

党员劳动竞赛展风采

正连日来,农十师一八六团组织千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对全团14公里的防护林进行了全面修整和管护,并组织开展了林床整治劳动竞赛,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场面。全团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克服天气严热、蚊虫叮咬等不利因素,采取早起早干、晚凉晚干、示范引导、严格标准等办法和措施,对防护林全面进行了修枝、平整林床、涂白等劳动。自6月28日起,全团每天出动党员干部职工180余人次,开展为期10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