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合同形式

合同形式的根本目的是使当事人的合意固定下来。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三种不同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和电子形式。信息革命是合同形式发展的内在动因。     

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与控制

行政协助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却显得相对落后。随着行政职权的有限性和专业化与管理事项日益复杂化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建立行政协助制度已成为解决现行管理体制弊端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入手,界定了行政协助的涵义、特征及与相似概念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程序和责任两个方面对行政协助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创设船舶预告登记制度之探讨

结合民法物权预告登记的基本原理,针对海商法领域尚未制定船舶预告登记制度的欠缺,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确立船舶预告登记制度之必要性,并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做了初步性的探讨,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观点。     

利于第三人合同研究

利于第三人合同分为非真正和真正两种,本文仅考察后者。利于第三人合同与代理制度、债权转让以及赠与等制度都存在根本区别。从罗马法到当代各国民法典及其他民事立法,利于第三人合同制度经历了从禁止到许可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该制度涉及到三方法律关系,此种复杂的三方法律关系还表现在抗辩和不当得利等复杂关系上。我国《合同法》第64条并没有规定真正利于第三人合同,应就此作出修订。     

浅谈自由主义是西方宪政的基石

宪政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仁人志士的追求,同时宪政也是一个过程。本文从西方宪政的基石———自由主义入手,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政历程上的理念的逐步形成,找出其合理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利于中国宪政之建设。     

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相关基本问题的理性透视

“我国行政法学经过 2 0年的迅速发展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对传统的行为模式 ,即具有强性的或可诉的行政行为的研究比较重视 ,而对其他大量的行使公共职能的行为方式、手段就不够重视 ,研究也不够”。行政合同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行政合同在我国的出现意味着行政权力强度、广度和深度的减弱。行政合同相对于行政权力而言 ,是对权力控制的有效途径 ;而对相对人而言 ,便是权利与自由的扩大。在认同行政合同存在的前提下 ,对我国构建行政合同制度所涉及的几个特有问题进行阐述 ,以期完善我国行政执法工作 ,适应WTO规则对我国的要求。     

浅析合同效力的根源

两大法系国家对合同效力的根源有不同的认识和规定,但无论何种认识和规定,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大法系国家均注意到了“合意”的物化性,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意志的介入。我国学理界很少探究合同效力的根源,但也并未仅仅将当事人的合意作为合同效力的根源,而是在立法中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即“成立+合法”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效力的根源。与先进的德日民法相比,我国合同法构筑的合同行为效力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自由个性的制度表达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方向。但是,自由个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制度作为支撑。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出发,促进自由个性的具体制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表达:克服“人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挣脱“物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选择。只有将自由个性的理想与当下的、具体的制度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论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表现为:二者都是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了社会历史观与主体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的自由个性观和科学发展观共同的终极目标,也是二者内在逻辑联系的社会制度特征。     

风险社会:个性自由发展的代价

劳动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为直接目的到作为目的本身的能力的发展,是理解马克思的个性自由理论的关键。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上。人类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依赖人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发展,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发展又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自由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正确、全面认识和把握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与风险代价的关系,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