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与现实：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能”进行自我革命、“能”实现自我革命、“还能”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具有深刻的学理基础、独特的政治前提和长期的伟大实践,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动力在事物内部的基本原理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政治“前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从而让自我革命实现了从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历史答案。     

新时代党政分工的价值定位、内在逻辑与发展指向

狭义的党政关系是指执政党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时代党政分工关系的提出,绝不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党政分开”的否定,也不是重走建国初期“党政合一”的老路,而是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找寻一种新型关系的具体路径。党政分工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党政之间“一体双轨”的结构特征、“制度弹性”的角色定位和“双轨一体”的功能机制,既能保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政府的治理效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未来党政分工关系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定型的方向发展。     

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认知、重点问题与实践创新

我国宗教中国化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需要解决好宗教中国化认知程度、互联网宗教事务及基层宗教事务治理效能提升等重点问题.可以从明确"一项原则"、守好"二道红线"、平衡"三组关系"、坚持"四位一体"、构建"五维协作"、推进"六路齐发"方面做...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宝贵经验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指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胸怀天下”确立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坚持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属性,是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勇气担当,更是党百年奋斗锤炼的政治品格。回望百年,党“坚持胸怀天下”,创造了无数伟大奇迹。面向未来,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指向在于：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继续坚持敢于斗争、忘我奋斗;尊重和维护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多样性选择;放眼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大国开放,促进自身与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     

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研究

许多学者分别从关系、能力或信任等不同角度对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描述,但这些分析的视角往往比较单一,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与家族企业的实际运作模式并不完全相符。实际上,关系、能力与信任都会对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产生影响,且这些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综合地对企业的用人制度和管理方式产生影响。能否获得信任是家族企业人员能否获得某个岗位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关系和能力又是能否获得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一个多重、递进谈判的关系契约:高新技术企业再审视

高新技术企业的涌现和快速发展给企业契约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审视,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关系契约,其特殊性在于契约的多重性和递进谈判。从缔约主体、劳动主体在契约中所起作用和地位、契约内容的层次等方面研究,可以揭示高新技术企业契约的多重性、递进谈判等特征。     

接受心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实践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互动的接受教育过程,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特点和规律,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实践需求。教育者应把握教育对象的接受心理特点,提高官兵参与教育的主动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在风险社会中看认识与实践的问题

哲学研究中所说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主要是指三种不同的哲学理论范式,我们也可以依据历史的线索将哲学史划分为本体论时代、认识论时代和实践论时代。在这三种理论范式中都包含着认识与实践的问题,而且本体论中关于“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也贯穿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理论范式之中,但在不同的哲学理论范式中,对认识与实践问题的解决是不同的。在认识论的哲学理论范式中,认识与实践被分隔成两个独立的环节或阶段,而作为认识论替代形式的实践论哲学则要求将认识与实践表述为“知行合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重新梳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并从此出发建构起适应于这个时代的实践论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承担起来的任务。     

我国人大议事规则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在长期的制度发展历程中,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都在会议上,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主要是通过会议方式行使[1]。开会(议事)的程序,是人民代表大会有效行使职权的保障,基于这套程序的规则设计(即人大议事规则[2])可以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作核心。因此,研究我国的人大议事规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20年8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意味着《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在实施30多年后迎来首次修改。以《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修改为契机,回顾我国人大议事规则研究历程,反思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国人大议事规则乃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认知,推动相关研究迈向新的阶段,更好地指导完善实践运行中的议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