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殊保护制度的思考

2014年福建省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上海松江警方对县人大代表张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申请事件,该事件涉及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殊保护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完善相关制度。一、事件始末据报道,当事人张裕明2011年11月当选福建省周宁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2014年8月12日,在公安民警处理纠纷案件时,张裕明驾车逃离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交警现场酒精呼气测试、司法鉴定中心检验和鉴定结果表明,张裕明达到醉酒状态,     

建构以文化宪法为核心的文化法治国

文化是制度之母,是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是民族认同感和国民精神的根基。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改革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已将文化法律制度列入加强立法的重点领域。而且,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强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     

形式刑法观之提倡

当下,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教义学转型,对于刑法解释方法与立场的讨论如火如荼。其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纷争与对垒,系刑法解释的"根本之争"。形式解释论要求先审查构成要件符合性,再判定是否实际地法益侵害。而实质解释论则习惯于先从实质上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从形式上判断构成要件符合与否。在入罪与出罪之间,二者立场截然相反。基于两种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形式解释论显然更为合理和值得提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5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现在,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用,认真完成     

以精神退却死神——记全国模范法官林江

<正>经历两次肾移植,死神的气息曾经离林江很近。但他笑着说,我选择不了生命的长度,但是我可以选择生活的方式。即使有一天会倒下,我也希望是倒在工作岗位上。林江,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2001年罹患尿毒症至今,坚守工作岗位14年。     

微言博语

@法律人_小张:刑事冤案,法官顶多是帮凶,但绝对不是主谋。公安不抓、检察院不批捕、不公诉,法官能判得了谁有罪?不诉不理,审判权完全是一种"被动型"权能。司法不中立,导致这个批示、那个施压。法官判被告人无罪的后果,可能是自己被推上被告席。如此单薄的审判权,怎么守得住最后一道防线?@专利钟馗:司法改革是好事,但司法过程中,在法律解释上搞创新,还是谨慎点好,否则,很容易让本已脆弱的司法公信力雪上加霜。@不歇息的牛:法官从法院系统流失说明司法人事管理制度不适当或不科学。凸显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沈德咏为《中国审判》杂志社揭牌并题词 万鄂湘致辞苏泽林周泽民出席

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视察人民法院出版社并为《中国审判》杂志社揭牌。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政策机遇和市场机遇，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舆论环境，为全国法院宣传工作提供更好的平台和阵地。     

关于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自上世纪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即开始将发布案例作为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多研究成果也呼吁在中国的审判实践中引入判例或者案例。进入新世纪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规训与克制:论两高解释第五条(一)至(三)项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定的解读与反思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共享,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现状日益严重。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犯罪数额直接进行情节认定,个别非客观数额认定情形类案件,其判决结果一经作出即引发争议。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最新的两高解释中第五条关于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十项,其中第一至三项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首先,针对法益评价,本罪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社会属性法益的结合;其次,公民个人信息在认定上应当和个人隐私权、电子数据等区分,因为根据定义它更强调可识别性;最后,对"行踪轨迹"的深入探讨再结合案例法条分析,利于在今后适用时能更准确的在主观层面进行限制,以防滥用,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