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审美无利害”命题之评析——基于快适与善的角度

哲学家康德从哲学的高度为审美判断找到了其先天原理,提出"审美无利害"这一著名的美学命题,因而衍生出众所周知的"距离产生美"的名言。康德论证"审美无利害"这一命题时,使用的是反证法,论证力度不是很强;论证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也不是非常严密。按一般的评判标准,以如此方式呈现出来的理论并不符合好理论的标准。应结合康德整个的美学、哲学体系以及他对美学学科所做出的贡献来全面考察。     

捍卫藏区国家安全坚决遏制达赖分裂集团兴风作浪

如何牢牢掌握藏区反分裂斗争主动权,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藏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藏区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解决藏区面临的特殊矛盾;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通过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揭露达赖分裂集团的分裂图谋,认清达赖分裂集团的本质;加强藏区干部队伍建设,奠定藏区反分裂斗争的基石。     

粮食基因编辑的法哲学思辨

粮食基因编辑的核心问题,源于目前科学尚无法证实其商业化对人类生存安全究竟有无潜在威胁。现有立法通例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坚持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理性,构建起了以标识为主体的预防机制,来监管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与此相反,"伦理自然主义"坚信,基因编辑食品对自然与人类生存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具有不可逆转的反自然性,故应拒斥或者禁止。但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主客体"对立的理论范式,过于强调个体利益,而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共存关系;伦理自然主义所主张的"主体间性"解构或否定了"主客体"二元认知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粮食基因编辑的规制,应以人类与自然"主客体"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暂不干预或干涉原则,以确保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     

人才培养共同体背景下的“教、学、练、战”一体化研究与实践

社会越进步越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越高,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了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急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共同体是一种多元化、开放性的教育体系,也是一种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强调学校、行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在此背景下,“教、学、练、战”一体化作为一种注重实践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广泛关注。分析研究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共同体背景下“教、学、练、战”一体化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可为司法警官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指导。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逻辑理路、价值蕴含和实践路径

自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个政治论断和理论命题提出后,日益清晰地彰显了从“建设”到“构筑”再到“全面推进”的逻辑理路,其价值蕴含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加强现代文明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基础等实践路径,廓清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整体架构。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它的提出标志着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将首次应用于欧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信而不同”的模式,成员国相互信任的制度化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扩员后新老成员国悬而未决的争端以及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认知,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争端调解机制,避免争端“冲突化”,使相互信任可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为相互信任赋能;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性的同时,通过人文交流使彼此间的信任内化,促进各国对“上海精神”和“新五观”的认同,进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向成熟,并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上合经验”。     

协同治理：生态警务治理的运行逻辑及实践进路

生态警务作为近年来公安机关为生态治理创设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毋庸置疑,其中涉及的上下联动机制、多元主体协作及利益联结机制是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创新。从生态警务的运行逻辑而言,作为生态治理中的全新治理机制,经历了从治理秩序吸纳到融合互构的过程,在生态警务涉及的多元主体治理中,其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也可以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得以解决,而其治理行动也经历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过程。鉴于此,我国的生态警务治理需要在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和刻画治理图景上进行深入实践,在引进多主体参与式治理的基础上促进治理势能向效能转化,构建生态警务治理共同体。     

从“黄炎之后”到“炎黄之后”：早期话语中炎帝身份的转变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身份在中国早期话语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在炎帝身份转变的四个阶段中,春秋时期的炎帝逐渐分化为具有盛德的炎帝和被黄帝征伐的炎帝,前者往往被视为炎帝本人,且在时间上先于黄帝统治天下,其后与神农合体,上升为“三皇”,并与黄帝组合成前后接续的定式;后者则逐渐被贴上无道、反叛的标签,以至被视为非炎帝本人,而是炎帝后裔或其他人。炎帝身份的转换与分化,深层原因在于华夏大地族群融合的客观进程,其中蕴含着华夏地区文化自觉意识的丰富和提升,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石。     

中国—东盟30年回顾：软实力运用的成效、挑战及提升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运用经济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外交软实力、制度软实力逐步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在东盟国家的软实力运用还存在缺乏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不足、对东盟国家的研究不深入、可行性分析和预测不够等内部挑战,以及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赤字和域外大国干扰等外部压力。今后,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参与主体、深耕人脉建设,加强人才培育、注重国别研究,加大政策协调、建立评估机制,发挥“Z世代”作用、讲好中国故事等路径来进一步提升在东盟国家的软实力作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