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创新背景下的公务员能力建设

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新的公共行政环境，也造就了新型的公共行政主体与客体。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现在，亚洲的变化与发展，彰显了亚洲公共行政与公务员的能力，也暴露了亚洲公共行政和公务员能力的有限性。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一个系统论的比较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二者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存在差异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先导,更加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社会政策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得它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     

浅谈粗糙客体表面的手印显现

近年来,随着多波段光源在现场勘查和检验中的广泛应用,将手印无损检验、荧光显现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粗糙客体表现的汗潜手印显现,应综合考虑遗留手印的特定条件,结合不同显现方法,采取对应的措施,从而提高犯罪现场手印显现率、提取率。     

侵占罪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刑法增设的罪名,侵占罪的相关规定一直存在着争议。从客体上看,侵占罪的客体包括公私财物所有权。犯罪对象包括合法持有或管理的不动产和本身不具有实体形态、依附于其他载体存在并具一定经济价值的无形物。作为告诉才处理的罪名,侵占罪告诉的主体应按法定程序,严格控制为被害人、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     

我国问责制运行机制初探

问责制在我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但在理论上尚有值得探讨之处,为进一步推动责任政党和责任政府建设,我们必须对问责制的内涵、实施的法律依据、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及问责制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制度设计等进行深入探讨。     

论一般人格权的本质与功用--兼论对宪法私法化的思考

一般人格权是由德国法院用判例的形式确立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私法领域的一种权利,其主体具有普遍性;其客体是抽象人格利益,囊括了公法与私法上的利益;其权利内容的延伸性.就其功用来说,它在于"创法"、深化对人权的认识以及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防止公法以弥补漏洞为由向私法的渗透,是私法自治的屏障.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再反思

我国犯罪构成在体系结构上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背离,将犯罪客体驱逐出犯罪构成体系并将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引入犯罪构成体系是解决这一现状的根本途径。     

论物权客体范围的扩展——兼评《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二款

传统民法将物权的客体限定于有体物,而近现代物权法则把物权客体范围扩展至一定的自然力、金钱和有价证券以及其他财产权,这并没有违背物权客体实体物质性的特性,而是对传统物权客体的修正与发展。至于在知识产品上设立的权利质权,把知识产品也归属于物权客体的范畴,则是为了体系的需要而对物权客体范围的例外规定。     

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现实出发,提出的重要治国目标、治国方略和治国机制。这一重大现实命题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优化和提升为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界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我们所生活和所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单元或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或有机体,这其中利益博弈是各类要素或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本专栏的五位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深层次的关联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得出了比较新鲜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基于权益的治安管理客体分析

治安管理客体是治安管理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治安管理活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但学术界对治安管理客体的概念一直没有取得共识,表述各异,比较典型的有“对象说”、“影响因素说”和“社会关系说”等,这表明治安管理客体尚未被准确定位。基于“权益”来界定治安管理客体的概念,即治安管理客体为治安管理主体依法规范、调整和保护的合法权益,既有利于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又有利于公安机关正确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一些治安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