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警务合作——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的比较（下）

三、欧洲刑警组织与国际反恐警务 欧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制定了专门的反恐政策。例如，为应对恐怖主义及相关国际犯罪，1975年。欧洲警察机构建立相关机制，交流有关恐怖主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国际暴力集团的信息。1993年，《欧盟宪章》第6条对国际暴力集团、有关欧洲机构的司法惯例和移民问题进行了规制，以作为欧盟成员国之间取消边境控制的补救性措施。1997年，欧洲成立了一个反恐预备小组，以决定欧洲刑警组织在反恐事务中的职能和作用。随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扩大了欧洲刑警组织在反恐事务中的权限。     

东盟管理争端规范及其作用

东盟的产生源于减弱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缓解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与领土争端。东盟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并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建立了管理和解决成员国间冲突的机制。东盟在克服诸多挑战的过程中，在制定冲突管理规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东盟在建立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强调应对和管理冲突的东盟模式，虽然其贡献和作用受到质疑，但在管理东南亚地区冲突方面却得到了普遍认可。     

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指民族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是非判断”和“行为准则”, 它 的确立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 国际社会经历了孕育 与初生期(1789 ～ 1918年)、幼儿期(1919 ～ 1945年), 少年期(1945年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 起源于《国际联盟盟约》, 基本成型于《联合国宪章》, 其理论基础是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 哲学基 底是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当前, 《联合国宪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原初制 订者———美国不时有意“违宪”, 这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在美国的衰落。另外, 宪章的“国 家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而对国家内部和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安全关心不够, 因此有调适的必要。     

联合国安理会扩大改革的中国因素

1965年8月31日，第一个《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生效，它标志着亚非拉为代表的国家在联合国发起的扩大安理会成员国的改革成功。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安理会扩大改革，而且中国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奥运五环的含义

每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时,运动场中间都要悬挂一面奥林匹克旗帜,这面白色无边旗的中间有蓝、黄、黑、绿、红五个圆环组成的图案,即奥林匹克标志。奥林匹克标志最早是1913年根据颐拜旦提议设计的。起初,国际奥委会对其含义的解释,是因为它     

人权、主权、霸权

二次大战后 ,联合国内外一直存在如何对待人权与主权间关系之争。西方大国发动了两次人权攻势。“人权高于主权”论曲解、混淆和颠倒人权与主权的基本内涵 ,对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经济、科技、军事力量是物质基础 ,群众觉悟、人心向背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干涉主义”有时代的特点。借人权压主权 ,蛊惑人心 ,是当代霸权主义的需要     

浅议网络战争于《联合国宪章》的第2(4)条适用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出现,人类历史的章程上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内,将网络定义为最快最强大的信息革命一点也不为过。人们享受着网络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网络的威胁。因此,不同于传统共识的四个领域: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网络为人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第五空间——网络领域(cyber domain)。《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作为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如同每次新兴武器出现的争论,在新兴的第五网络空间里又一次被拷问其当代的适用性。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剖析网络战争的特点以及从立法者对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立法本意的揣度,在比较中西学者的观点下,得出网络战争可以适用于《联合国宪章》第2(4)条,并且,在危害结果大的时候受难方可以使用51条的自卫权而保护自身。     

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既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也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斗争艺术。更重要的是,这些外交活动,对于揭露美国的阴谋和结束朝鲜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国际

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公然挑衅国际正义。——国务委员杨洁篪：安倍晋三的行为是对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感情的肆意伤害，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的狂妄挑战。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健康风险与化解对策

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性等维度对失地农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健康风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失地农民健康风险的形成,既受自身传统小农观念的植根性与人力资本短缺等内在因素影响,又受城市歧视、社会保障缺失以及现有征地补偿政策偏差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基于《渥太华宪章》关于民众健康促进行动策略的指引,应致力于从个体能力、公共政策以及健康促进环境等不同层面构筑系统的失地农民健康保障体系,尤其需重视有效就业增长对保障失地农民及其家庭长期健康发展能力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