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模式与浙江民营企业规模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扩大 ,管理层次复杂化 ,建立在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企业组织方式逐渐失效 ,社会又难以在短期内提供有效的正式信任体系 ,使得委托代理机制难以根植于浙江民营企业 ,严重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政府的使命不是扶持个别企业的规模 ,而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强化正式信任及实施机制建设 ,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家族管理:弊端与嬗变

〕家族管理在民营企业的创业发展初期是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专业化程度提高,这种管理模式的一系列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冲破家族管理的蛹壳,变革家族管理,迈向现代化管理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大势所趋。     

由蔡君谟“罢灯”想到的

近日读报看到一则故事，颇有感慨系之。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蔡君谟曾在福建泉州等地做过官。为官期间做了不少好事，尤其他注意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深受百姓的信任与拥戴。然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蔡君谟头脑开始发热起来。有一年，他想使元宵节过得热闹些，便下令让当地百姓每家扎七盏花灯，并要求制作考究，华贵典雅，以显示歌舞升平的景象。但下令容易，百姓难办，     

浙江省私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

浙江省是私营企业发达的省份 ,但其管理模式大都采取家族管理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 ,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在管理上发生了局部的改变 ,但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我省的私营企业将直面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的竞争 ,在这种开放式的竞争中 ,将促使私营企业主逐步改变家族管理模式。另外 ,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的自然流动和社会流动都会促使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转变。     

十七房郑氏与"宁波帮"

从明代嘉靖<定海县志>(即<镇海县志>)、清代光绪七年刊刻的<澥浦郑氏宗谱>等史料中可以看出十七房郑氏在宁波帮中的创始地位及作用,十七房郑氏在宁波帮中的领军人物、宁波帮最早的"红顶商人"是郑勋、十七房郑氏是"宁波帮"中绵延时间最长、势力最大的商业家族.     

科举制——一个信任角度的浅析

科举制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朝 ,废止于清朝 ,穿越了中国古代十几个世纪的时间隧道。从“信任”视角对其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进行考察 ,可以分为人格信任阶段、非人格信任阶段、非人格信任系统遭瓦解这样几个阶段。     

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关系研究——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信任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分析CSS2013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探析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公平感中的机会公平变量(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执法、工作就业机会、选拔党政干部)与普遍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大部分结果公平变量(义务教育、公共医疗、财富分配、行业地区待遇、城乡权利待遇)与普遍信任之间无显著相关。此外,生活变化和生活期望对居民的普遍信任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提供公平的流动机会,缓解阶层流动受阻的现象,对于提升居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十分重要。     

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

这里或许有"批评了就是不支持,支持了就不该批评"的思想在作怪。殊不知,一些从长计议的问题,有所感悟,提出来可以抛砖引玉;一些深层次矛盾,亮出观点,可以集思广益;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畅所欲言,可以得窥门径……什么都只说好,什么都只觉无奈,代表的位与为何在?国家与社会前进、创新的动力何在?热爱,需要理解,需要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读《现代性的后果》有感

近几年,信任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早在25年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对现代性社会的信任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本文以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引,将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加以归纳概括,认为信任危机的产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时—空分离、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制度性存在的乏力以及个人存在的孤独,在简要分析各个原因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状况,加以剖析我国社会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     

我国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受到重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补充和创新也就应运而生.电商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在线司法的发展和网上法庭的尝试使得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对我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形成巨大冲击.它在大大缓解当下中国“案多人少”矛盾的同时,也成为推进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其作为新生机制,尚存在社会信任度不高、法律规则供给欠缺、平台数量与功能不足方面的困境.有鉴于此,实现纠纷解决服务的市场化、推动在线纠纷解决规则的特有化和促进核心资源的整合化不仅是当务之急,更应是长远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