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私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

浙江省是私营企业发达的省份 ,但其管理模式大都采取家族管理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 ,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在管理上发生了局部的改变 ,但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我省的私营企业将直面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的竞争 ,在这种开放式的竞争中 ,将促使私营企业主逐步改变家族管理模式。另外 ,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的自然流动和社会流动都会促使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转变。     

十七房郑氏与"宁波帮"

从明代嘉靖<定海县志>(即<镇海县志>)、清代光绪七年刊刻的<澥浦郑氏宗谱>等史料中可以看出十七房郑氏在宁波帮中的创始地位及作用,十七房郑氏在宁波帮中的领军人物、宁波帮最早的"红顶商人"是郑勋、十七房郑氏是"宁波帮"中绵延时间最长、势力最大的商业家族.     

科举制——一个信任角度的浅析

科举制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朝 ,废止于清朝 ,穿越了中国古代十几个世纪的时间隧道。从“信任”视角对其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进行考察 ,可以分为人格信任阶段、非人格信任阶段、非人格信任系统遭瓦解这样几个阶段。     

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关系研究——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信任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分析CSS2013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探析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公平感中的机会公平变量(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执法、工作就业机会、选拔党政干部)与普遍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大部分结果公平变量(义务教育、公共医疗、财富分配、行业地区待遇、城乡权利待遇)与普遍信任之间无显著相关。此外,生活变化和生活期望对居民的普遍信任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提供公平的流动机会,缓解阶层流动受阻的现象,对于提升居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十分重要。     

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

这里或许有"批评了就是不支持,支持了就不该批评"的思想在作怪。殊不知,一些从长计议的问题,有所感悟,提出来可以抛砖引玉;一些深层次矛盾,亮出观点,可以集思广益;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畅所欲言,可以得窥门径……什么都只说好,什么都只觉无奈,代表的位与为何在?国家与社会前进、创新的动力何在?热爱,需要理解,需要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读《现代性的后果》有感

近几年,信任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早在25年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对现代性社会的信任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本文以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引,将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加以归纳概括,认为信任危机的产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时—空分离、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制度性存在的乏力以及个人存在的孤独,在简要分析各个原因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状况,加以剖析我国社会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     

我国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受到重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补充和创新也就应运而生.电商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在线司法的发展和网上法庭的尝试使得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对我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形成巨大冲击.它在大大缓解当下中国“案多人少”矛盾的同时,也成为推进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其作为新生机制,尚存在社会信任度不高、法律规则供给欠缺、平台数量与功能不足方面的困境.有鉴于此,实现纠纷解决服务的市场化、推动在线纠纷解决规则的特有化和促进核心资源的整合化不仅是当务之急,更应是长远选项.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何日建成信用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大大发展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也早已实现了。但无论是政府信用、商业信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用不但没有健全起来,反而一直在下降。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也很少提社会信用问题。     

政治信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兼论我国转型期群众政治信任的弱化与改善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重视和解决人民群众政治信任弱化的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最为关键的,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维护公平正义;二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改善和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三是健全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四是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