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应有的法学理论态度观——从法学理论的相互搏杀言起

法律理论演进的历史表明,文人相攻的天性及对自我理论的偏爱决定了法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搏杀.虽然这种理论的对垒确实促进了人们对法律真知认识深度的深化,但是这种理论阵地上的排斥异己现象却非一种正确的法学真理探求观,因为复杂的社会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命题并不能提供法律全部的图像.与此同理,中国的法治理论观不应是一种搏杀观,而应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观.     

论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与公平效率观的演进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分立、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融合三个阶段,呈现出“合——分——合”的态势。而公平效率观也相应地从单纯的效率至上,分裂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从公平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和新公共管理的从效率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而最终两种分裂的公平效率观又在新的实践和理论上相互借鉴和整合,走向融合和统一。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江泽民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发展

邓小平和江泽民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深刻总结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 ,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范畴作出了新分析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体性的实现进行了新探索 ,还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观。     

农村家族复活与法律权威的建构

现阶段农村家族复活表现为家族观念的强化、家族组织的重建、家族活动趋于政治化以及乡镇企业家族化的倾向。导致家族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薄弱的法制建设和农民对法律的肤浅认知所导致的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等方面树立法律在农村的权威,以法制促民主,最终使农村家族得以消亡。     

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五大改革观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等五方面达到社会共识的改革观。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就中国而言，改革应有助于十三亿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分享发展成果，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使十三亿人口得到全面发展，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归宿点。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模式追求的变迁及相关思考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主导文化模式一直处于“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无定向之中;而且,由于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断裂、历史的循环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导致文化变革的延拓。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一定要认准文化变迁的总体方向,摒弃文化虚荣心理,排除外在干扰,把握文化脉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切实有所成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论邓小平的历史选择观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里,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是邓小平的历史选择观,邓小平的历史选择观不仅和马克思主义历史选择论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为此,我们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选择论作进一步的研究,对邓小平的历史选择观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历史选择的可能性和限度,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