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普遍管辖原则的最新规定

序　言上个世纪以来 ,成千上万的生灵饱受种族灭绝、危害人道罪、战争罪和其他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犯罪的摧残。应受起诉的犯罪行为人却很少承担责任。为制止这种暴行的循环 ,发扬正义 ,一些严重犯罪行为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如何承担责任 ,以及国家法院和国际审判机构各自的角色是什么 ?国家法院刑事审判制度应为被害人伸张正义 ,为被告人提供正当程序。一国法院对其领域内实施的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 ,起诉其域外国民在领域外实施的犯罪或针对其国家的犯罪。当缺乏这些或其他方面的联系时 ,国家法院仍可对那些特别严重的、影响国际社会基本利益的…     

认真学习宣传反分裂国家法 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作贡献

近日来,全国人民正在掀起认真学习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的、已正式公布施行的《反分裂国家法》的热潮,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这部法律,对这部法律的制定施行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为维护国家主权作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在全国人大三     

超越“传统与现代”：法律多线现代化

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将“传统与现代”作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重要区别。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都是各自以一种进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不断变迁以适应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理性和正义观,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都有传统性和自己的现代性,都有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国家法与民间法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和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混杂。将国家法和民间法作现代与传统的区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在法律多元的社会中,法律现代化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各自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多线现代化。我们应当引导民间法的现代化,确保民间法现代化与国家法现代化的协调,确保正义的弘扬和社会的和谐。     

声音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4日表决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34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信息总汇

国资委今年拟出台《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全国检察长会议提出明年要抓好五个重点，公务员制度将全面完善，中国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港澳居民可在内地申辩个体工商户，     

依法治国方略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正名与定位

由于我国法治传统的缺失以及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党内法规概念自提出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接受程度一直比较低,自身的规范性特征也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的开展,党内法规的概念才得到广泛的认可,党内法规的规范性特征也日益增强。从本质上看,党内法规不属于依法治国之"法",与社会法、软法概念虽有类似,但仍有根本性的区别,其应当也能够像软法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我们应当以规范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并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的衔接与转化。     

和谐社会语境下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耦合理论——以黔东南地区为视角

黔东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殊背景,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习惯法,它与国家法同样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同时又有冲突之处。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前提下,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两种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通过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冲突,找到二者之间耦合点,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法治社会中发挥最大调整作用。     

村规民约在国家治理下的法治实践

村规民约作为调整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民间规范古已有之。在当代中国村规民约又作为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而存在,故对其研究对我们寻求当代中国法治环境的和谐图景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村规民约在乡间社会运行实地调查,具体阐述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治在权利、法治主体以及处罚方式理性化的契合,为村规民约在当前国家治理下的存在提供一种实践上的支持。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研究

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民间法传统的国家,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在社会的的婚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继承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及共同利益的保护等关系方面得以体现.因此我国存在大量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与整合的现象,本文通过对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分析,总结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原因,并从原因入手提出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