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博弈——粤东北乡村治理

习惯法在国家正式司法或行政活动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在实践领域仍然事实上发挥了规则的作用。以粤东北为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博弈,以及在各种调解活动和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博弈,证明了习惯法难以估量的作用。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国家法难行之源：国家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从“依法收贷案”切入

以前有关“依法收贷案”的研究文章都认为这里的“法”就是“现行国家法”,但对此案细致分析发现并非如此,而是“王法”即中国传统法。中国国家法自古至今有一种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而今表现为一种现代化倾向）,缺乏一种现代法律所需要的人本主义精神因素,因此,国家法只得到了国家外部力量的推动,缺乏内部力量的驱动,其社会化动力不足。其社会化程度远低于中国传统的“法”与“德”,最终被“王法”置换,为中国传统的“德”所打败。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

本文以乡土社会为视角,通过一系列诸如"炕上法庭"、"赔钱偿命"等明显与"国家法"规定不一致的现象的存在,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国家法"似乎是被边缘化了的,而类似于乡规民约的各种不正式的习惯法却被乡民们普遍的接受,究竟乡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究竟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本文认为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乡土社会,而这一过程需要的是对中国的本土资源的真切关注。     

民间法的法理学探析——与国家法的比较为视角

民间法在现代法治体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从法律理念上来看,民间法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发挥如此的作用、它在法治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怎样看待村规民约?本文将从以上方面对这些问题做相关解答。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     

我国加入《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05年3月14日表决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34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这部法律共10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制定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北京：民工上保险最高获赔15万

各机关各地方制订的法规若违背宪法，由谁来审查?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威人士处获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专门审查包括国务院所立行政法规在内的、全国各位阶法规是否违宪违法，该工作室隶属法制工作委员会，是与国家法室、行政法室、刑法室、民法室等并列的局级单位。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是首次。     

论近代家法族规对女性性越轨的制约

近代社会,国家法律对女性性犯罪的宽容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女性性越轨问题凸显。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形式,家法族规对女性的性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制约,以控制女性的性生活。如通过约束女性的言行来限制男女大防;对通奸女性,甚至采取了出族、活埋、沉潭等残酷的惩罚方式。此际,虽有部分家法族规对性越轨女性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却未能真正去除女性的性禁锢,近代女性性犯罪的增多便是这一艰难历程的最好诠释。     

人大代表周洪宇的“鼓”与“呼”

周洪宇很忙,但是再忙他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人大代表。他说:"我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身份看得极重,即使再忙,我总会抽出时间来努力履行好这份能为群众‘鼓’与‘呼’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