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纪南故城遗址区内居民文保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文化遗产保护是指人类为了解决现实或者潜在的文化遗产问题,协调人类和文化遗产的关系,保护和改善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生存环境的一切人类活动的总称(以下简称文保)[1]。公众参与是文保发展的重要趋势。学者张国超[2]在《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文保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指     

宽容成就女总统

1997年的夏天，一位年近60岁的黑人妇女，带着随从，急匆匆地走在一条由利比里亚通往几内亚的路上。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他们还可以赶不少路程，可是这位妇女决定停下来。     

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

态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策设计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政府的责任,是福利态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内地学界的相关讨论较少。论文基于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回顾并重新界定了概念,勾勒出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发现:福利态度的分析维度具有多重性与动态性,福利态度差异可以采用福利体制与福利文化的双重解释路径,据此提出了研究的本土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与专业的参照坐标,也为学术对话提供了知识基础。     

“人工代孕”的立法与规制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人工代孕"是一项帮助不孕者实现生育的技术手段,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无论在立法还是执法层面,应对代孕所产生的法律与道德难题,我国当前的法律规范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人工代孕"三种立法模式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立场对立法模式做出选择,在这方面,澳门地区的立法态度与立体化、全方位的立法模式,值得我们参考。     

重判打击“自首者”不成立

5月24日，东莞市中级人民中院对东莞理工学院厕所猥亵杀害案宣判，被告人敖翔，以强制猥亵妇女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为，鉴于敖翔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可对其判处死刑，不必立即执行。由于对判决结果不满，引发死者家属和网友质疑。法院回应称，如果司法机关每每下重手，对愿意接受惩罚的人是个打击。     

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去谈“性”?

正著名性学家、心理学家Sanderijn教授来自性爱观非常开放的荷兰,她在中国举办性教育专项培训,看到学员们对性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她感到自豪。其实,接纳、包容不同的性态度、性取向,也是许多中国学者所倡导的,李银河、朱雪琴,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国外对腐败“零容忍”的故事

腐败的容忍度问题,最近在国内成了热门话题,公众非常关注。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应该理解、允许中国存在适度腐败,或曰适度容忍腐败的论调。应该说,这一论调似是而非。其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腐败始终态度鲜明,指出"与腐败水火不容"",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这就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然而,也不必讳言,尽管态度是"零容忍",但显然还没有真正做到对官员"芝麻小事"的"无情打击"。国外特别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对腐败也基本都是"零容忍",尤其是对政府高官,监督严格,处理更严厉,官员的一举一动,往往都会被"小题大做"。     

警惕殷勤之害

《韩非子》中讲述了一个＂谷阳殷勤害子反＂的故事。子反是楚共王的将军,他有一个叫竖谷阳的侍从。楚共王与晋厉公交战,两军短兵相接酣战之际,子反口渴难忍,要谷阳给自己拿水。谷阳知道主子嗜酒,遂拿酒一碗。子反一闻发现是酒,于是叫谷阳拿开。谷阳却道不是酒,让子反喝下。在谷阳的殷勤劝说下,嗜酒的子反狂饮不止,酩酊大醉。不久,楚师战败,共王负伤,欲召子反整军代己再战,却发现子反醉卧帐中。楚王大怒,于是将子反处斩。     

八张否决票告诉世界“中国态度”

出于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绩的认可，《联合国宪章》赐予了我们神圣的一票否决权。由此，这庄严的一票，成了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艺术精髓所在。反对什么？反对谁？何时反对？都耐人玩味。曾有玩笑说中国最喜欢的两种意见就是弃权与反对，这说法太不正确了。中国至今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使用否决权最少的国家，而弃权也并非意味着沉默和无态度。与其一味指责，倒不如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八张否决票。从中体现的，是站在世界之门前的大国背影。     

社会怨恨与政治宽容——基于全面治理中的关系重建

在国家社会双重转型期,价值差异、利益丧失、社会空间压缩及公共契约消退都导致个体的精神失落,并为社会怨恨的蔓延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表面上看,社会怨恨是一种物质不足的精神失落,但是从结构上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往往来自正义供给的制度不足.这种不足催生了弥漫性的政治不信任,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催生了社会个体间的疏离感,并对社会共同体的融合起到撕裂性作用.社会怨恨遵循差异比较、隐忍和单项作用的过程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件,社会怨恨既积极整合社会,又阻碍政府变革.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理性的政府,同样需要成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