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更应珍惜时间

最近,我认真拜读了任仲然写的《我的时间观:惜时挤时守时》(见《党的生活》2014年第3期)一文,作者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时间观:通过惜时、挤时、守时,当好时间的主人,把握好自己的生命,用有限的时间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我认为,身为年轻人,更应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资源,当好时间的主人。古今中外,凡有成就的人都非常珍惜时间,对自我要求严格,干事创业只争朝夕。但我们有的年轻人,常常把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耗费在一些无聊的应酬和空虚的玩乐上,很少静下     

切实做好新时期高校党的群众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等学校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高校党的群众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需要拓宽工作思路,找准切入点,切实做好新时期高校党的群众工作。     

加快建设锡盟南部区域中心城市

自治区确定“8337”发展思路以来，多伦县委、政府紧紧围绕这一重大决策部署，立足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理清工作思路，找准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强县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今后一个时期，多伦县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按照建设“一城、四地、五个多伦”（一城即锡盟南部区域中心城市；四地即新兴产业承接地、商贸物流集散地、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京北旅游胜地；     

对新时期社会服务工作的思考

由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汪纪戎、农工党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刘峻杰主编的《同心同行社会服务理论探索》和《同心同行社会服务案例精选》两部著作最近正式出版了。"社会服务"理论与实践的著作,由我党从事服务工作的骨干在深刻理解和践行"同心"思想基础上撰写的,其内容是对"同心"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全面解读和深入实践。这套著作的出版发行,必然对我党社会服务事业起到促进作用,对社会服务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以下节选农工党中央社会服务部刘峻杰部长在书中发表的文章,以飨读者。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育人为本创新为先——写在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最根本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南京大学作为一所拥有110年历史的国内著名高校，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以改革创新的胆识，以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努力打造国内最好的本科教育，积极为国家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科学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创新人才。     

国家的第一责任是要保护人民

政府有责任去建构一种保护人民免受于各种恐惧的上层建筑。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它的第一步,就是能将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起来。西方的政治教科书,今天喜欢谈的重点多半是民主参与和多元民主等论题。但20世纪50年代时,却非如此。我有一本1950年代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李普森(Charles Lipson)所写的老式教科书《政治学的主要论题》,它开宗明义第     

感受身边的伟大——访周恩来、邓颖超秘书赵炜同志

被百姓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一生都把自己定位成人民的"总勤务兵",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们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同志     

新风新政开新面

2012年终岁尾，刚刚接过历史接力棒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狠抓作风转变的坚定决心，更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也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新姿态、治国新理念。     

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

在中国，“情理法”观念或思想贯串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代。近代沈家本、现代谢觉哉，各代表一大转捩点。处在中西、新旧两个转捩点上的沈家本，一方面努力寻找中西法律、法学之“形成基础”的差异性——经验与学理，俾其互补；另一方面更注意发掘中西法律、法学之“构成基础”的共同性——情理，使其互鉴；得出“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及“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的重要结论，并提出“融会贯通”中西的策略，形成了建基于传统并希图超越传统的新型“情理法”观。“情理法”是古代中国的法哲学问题。当今的我们，要促进这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思想、理论得到拓展、升华，使其在全新的环境下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治国理念的新跨越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表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治国理政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新跨越,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对我们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